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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OVID-19疫情带来的新认知中寻找应对之道
宋争放

摘要

    当下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出现较大反复,变异的德尔塔(Delta)毒株正在全球多地传播肆虐,给全球抗疫带来了极大挑战。人类的认知变化,其中不乏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均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一定程度乃至巨大的影响,尤其当社会处于重大事件的关头。文中从七个方面分析COVID-19疫情带给人类的新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从强化治理能力与防控体系努力构建全球抗疫共同体、创新应对输入性疫情、加快疫苗接种与适时策略调整、共同努力减少病毒变异、筛查手段的有效应用、防控策略的科学选择六个方面提出了应对之道。

新认知;新认知;COVID-19;病毒变异;科学防控;应对之道

作者

宋争放,四川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分会委员、循证学组副组长,四川省临床流行病学专委会主委,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成都 610041

当前的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再度出现较大反复,尤其是变异的德尔塔(Delta)毒株正在全球多地传播肆虐,多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疫情高峰期。据2021年8月19日发布的疫苗接种数据,我国接种总量排名第1位,为18.9亿剂次,疫苗接种每100人中排名前五的国家为阿联酋176剂次、乌拉圭147.5剂次、新加坡146.1剂次、中国131.1剂次、美国129.9剂次[1]。全球大多数国家疫苗接种数量远远达不到群体免疫的应有水平。
人类的认知革命发生于7万~3万年前[2],从那以后出现的认知改变与进步都源于后天的因素,为认识过程的产物。正确的认知力图对客观事物、现象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接近真理的认识过程。人们的认知变化总是与时俱进的,与社会的文明进步相互推动促进,如对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而言就是很好的例子,有学者将它们归因于认知革命。新的认知出现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当下全球处于COVID-19大流行关头,尤其需要去分析和发现新的认知,以助力于疫情的防控。本文就COVID-19疫情所带来的新认知进行分析探讨,并试图寻找针对当前疫情的有效应对之道。

 

一、COVID-19疫情带来的新认知

 


    (一)人与环境共生共存的理念


    人类所处环境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等组成的宏大体系,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维持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稳态,维持稳态需要有长远的保护规划和无时不在的自觉维护。我们在非典 (SARS)应对实践中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催生了科学发展理念,COVID-19疫情势必将促使我们的相关认知得到进一步深化。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更是微生物等的家园,已知微生物远远早于人类入驻地球。空气、海洋、山川及动植物体内等随处可见微生物,它们怎样的生存、适应、发展以及对宿主生态系统和健康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探索研究的[3]。怎样维护共同的家园,维持生命共同体的稳态则是由认知指导并向具体规划和行动转化的实践过程。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失衡、气候变化、荒漠化加剧、极端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人类命运与共,面对共同挑战,着眼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共同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二)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防控体系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社会治理体系中包含社会公共安全防控体系,社会治理能力与社会防控体系在应对COVID-19疫情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现代社会治理蕴含着理念、决策、方式、合作协调及制度、机制等多个层面的成分,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管理、社会秩序及应急能力等状况。所谓社会防控体系属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范畴,包含维护个人家庭、共同体安全和社会的整体安全。COVID-19疫情是对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安全防控体系的严峻考验,同时还是实战检验。在抗击疫情的实践中不断学习完善,从不同国家、地区行之有效的方法、模式中不断学习借鉴不失为提升治理能力、完善防控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流行病学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结合优势


    在应对COVID-19疫情的全过程中,流行病学的应用价值凸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COVID-19的“三间分布”、传染源排查追踪到传播链阻断环环相扣,尤其现场流行病学充分显示了公共卫生大团队和多学科的组合优势。科学严谨的密切接触者及次密切接触者的排查、追踪、隔离以及有效的核酸检测等,产生了十分肯定的防控效果,同时受到民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当流行病学的方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AI)相结合,防控的效力更得到显著提升,如赋形于健康码等的大数据、AI应用等,为流调及疫情防控提供了更加有效、精准的先进技术支撑,充分彰显了科学的力量。二维码的广泛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来收集联系方式,支持示踪系统及测试等,对赋码转码的设计、流程运用、隐私保护等均有很好的设定、管理功能。不管疫情怎样的变化,科学始终是我们制胜的有力武器。


   (四)对SARS-CoV-2的认知远不够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5月31日宣布,把最早在英国、印度等国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的名称改用希腊字母命名。依照新命名方式,最早在英国发现的B.1.1.7变异病毒改称为Alpha变异病毒;最早在南非发现的B.1.351改称为Beta变异病毒;最早在巴西发现的P.1改称Gamma变异病毒;而最早在印度发现变异病毒有两个分支,须关切变异病毒B.1.617.2改称Delta变异病毒,待观察变异病毒B.1.617.1改称Kappa变异病毒。世卫组织至今已经用希腊字母命名了11种新冠变异毒株。由于新冠变异太快,研究的速度暂且还赶不上新的情势,新冠能够在感染者体内快速变异,并不一定要接触其他的冠状病毒,只是大量变异株并没有流行起来,因此我们目前只观察到了一部分“主流”变异株[4]。因此,变异毒株成为全球抗疫中的关键因素,当下最为关切及需要留意的是Delta和拉姆达(Lambda)变异毒株。实际上,至今发现及关注到的主要是变异与病毒传播速度的相关性,而不是与病毒对宿主伤害的相关性。而新近的一项研究报道,Delta变异株在肺部和喉部的生长速度比之前的变异株快很多[5]。关于SARS-CoV-2还有不少未知数,如与每个刺突蛋白结合所需的ACE2受体数量、病毒外膜与细胞膜融合所需的刺突蛋白数量等。已研究鉴定出新冠病毒与人类蛋白质相互作用的至少332种方式[6],更加全面地认知SARS-CoV-2对抗疫是十分重要的,对此须深入研究,加强协作。


   (五)口罩的防疫作用得到实证支持


    COVID-19流行早期对口罩的防疫作用在全球一些地方存在争议,随着抗疫实践中的广泛应用,防疫作用得到进一步检验,更多的人支持科学地佩戴口罩。新的问题是因为疫情缓解后的麻痹大意,包括口罩的科学佩戴等防护措施松懈,使得新的疫情趁虚而入。在收集全球范围关于口罩防疫的4个系统评价中,有3个研究表明并强调了口罩是防治COVID-19爆发的重要辅助手段,应使用医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7、8、9];从国内外防控实践证明,一般人群中防护使用医用口罩和外科口罩,其预防效果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另有一个系统评价发现使用口罩并结合洗手、保持距离以及隔离等防护方法预防效果更佳[10]。无论如何,口罩的防疫作用已得到大量的证据支持,并得到WHO的大力推荐和民众的广泛接受。


   (六)疫苗接种与群体免疫密切相关


    COVID-19疫苗的开发应用说得上是疫苗史上的奇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多类型的疫苗问世,得益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与应用。与戴口罩一样也有一些唱反调的情况,尤其对疫苗的副反应或安全性问题的质疑和非议较多。纵观人类疫苗的接种史,清晰可见疫苗对人类健康的突出贡献。有学者将SARS-CoV-2与天花病毒(smallpox virus)的基本传染数(RO)作比较,从目前COVID-19疫情看smallpox virus具有较高的RO[11]。把SARS-CoV-2疫苗临床试验的循证医学(EBM)数据与应用后的真实世界研究(RWE)数据结合起来分析,不难得出疫苗接种的肯定性结论。新近的RWE研究显示中国产灭活疫苗对德尔塔有效,总体保护率达59%,对于预防中度新冠肺炎的保护效果可达到70.2%[12]。疫苗的有效性体现在它的预防保护和重症、死亡保护两方面。因目前的疫苗基本针对原始株,如能针对新的毒株便会产生更佳的效果。就群体免疫而言,WHO描述为:当一个社区中的许多人接种疫苗时,病原体很难传播,因为它所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是免疫的。因此,当人群中疫苗接种的人数越多,无法受到疫苗保护的人就越不可能接触到有害的病原体,这就是所谓的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有效的群体免疫和整体的保护,而目前全球疫苗接种的进度为100人接种平均水平61.5剂次[1],尚远不及目标水平 ,积极推动疫苗接种仍是紧迫的任务。


   (七)个人防护与卫生习惯:一道重要防线


    疫情期间个人的防护和卫生习惯对疫情的控制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个人防护与整体的防控要求、措施是相一致的,如戴口罩、不聚集、避免密闭空间、一米线距离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居家隔离、足不出户等。相关的卫生习惯则为勤洗手、常通风、咳嗽打喷嚏时掩口鼻及保持清洁卫生等。需要提出的是个人防护意识和相关的防控策略、措施的配合与支持度,这方面存在文化背景、社会动员力、健康教育和国民成熟度等的问题,值得重视。疫情促进的良好卫生习惯使得我们更加远离疾病,而将个人的防护和卫生习惯二者完好的结合可以说就能形成一道疫情的防线,一道具有实际作用的重要屏障。(下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