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师协会在2018年发布《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三级医院的医师平均年收入为8.6万元，二级和一级医院约为6.9万元。《白皮书》认为，医师执业环境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得到改善，而医师的收入水平还有待提高。

   “医疗行业的特点是，培养周期长、职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责任担当重，应当得到合理的薪酬。”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许树强在日前一场发布会上解读《意见》时说。

   《意见》曾提出，合理确定、动态调整公立医院薪酬水平。此次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有关部门要在确保群众就医整体负担不增加等基础上，动态调整公立医院薪酬水平。

    在长期从事医改研究的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看来，目前高层的改革思路，主要基于三明医改的经验，即降低药品费用，腾出的空间用于提高薪酬水平。

    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开展的几轮药品集采和医保谈判大幅压低了多种药品价格。徐毓才介绍，目前用量较大的药品价格基本降下来了，一部分耗材也降低了价格。

   “这些动作对虚高的价格有震动作用，”他认为，通过药品降价腾出空间后，应当尽快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否则医务人员还可能通过不合理用药及检查，弥补收入不足的困境。

注意避免薪酬制度改革弱化基层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提出，各地要综合考虑不同层级不同性质医院工作量、服务质量等因素，合理增加薪酬总量。在徐毓才看来，这一表述既有合理的地方，也有应当注意的地方。

    他表示，医务人员风险大、劳动量大、负担重，按照现在的按劳分配制度，受教育时间长、医疗服务水平高的医务人员应当得到更多报酬。按照这一思路，三甲医院薪酬水平高于二级医院“合情合理”。

   “我担心的是，基层怎么办？”徐毓才分析，经过10余年医改后，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量越来越小，如果仅考虑医院层级，可能导致基层待遇更低，更留不住人，大医院虹吸人才的现象也将更明显。

    如果薪酬制度改革弱化基层，在业内人士看来，医疗体系的思路可能仍将聚焦在“治病”而非“防病”。在徐毓才的观察中，一些医改试点较为成功的地区，其建设的县域医共体中，县级医院报酬可能比乡镇卫生院多一倍，“这种肯定是不合理的”。

   “薪酬制度必须要吸引人到没人去的地方，”他表示，对基层必须要有倾斜政策，让基层人员报酬得到有效保障，让有水平的医生去基层。

通过多种方式激励各岗位人员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另一项举措，是适当提高低年资医生薪酬水平，统筹考虑编内外人员薪酬待遇。

   “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薪酬体系的突出问题。”徐毓才表示，当前高年资医生收入可能是低年资医生的3~4倍。当前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在医疗机构中承担的工作量也大，如果报酬很低，可能导致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同时，医疗机构编制外人员也可能是业务骨干，若不能同工同酬，势必影响工作积极性，突出内部矛盾。

    在徐毓才看来，低年资医生和高年资医生的收入不应相差太多，要让低年资医生“从内心感觉公平合理”。他举例，当地推行的医院薪酬评价体系中，年轻医生按照1.0的权重分配绩效，最高职称的主任医师按照1.8的权重分配，将差距控制在一倍以内。

    同时，内部的薪酬分配也要考虑多个因素，通过多种方式激励各岗位人员。例如，年轻医生值班比较多可适当提高夜班费用，写病历较多、质量高的医生，也应当有相应的补助。而高年资医生手术、查房、带教等工作较多，应当按照这方面的工作质量给出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