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不太好。”这是岳勇给A大爷的初步画像。2月5日确诊后，流调组成员即对A大爷展开询问。问：“过去14天内你每天都做些什么？”答：“没做什么。”问：“1月20日，你干什么了？”答：“哎呀，我哪记得嘛。”……最初，流调组成员与A大爷的对话即在如此这般的无效询问中循环。
由于流调人员没有执法权，只能帮助确诊病例舒缓情绪，引导他们自己说出生活轨迹。面对“A大爷”们，岳勇需要“脑补”一些画面。比如，大爷每天肯定会去买菜，大爷可能去亲戚家串门，大爷可能会去医院看病……一项项的排查还好，可遇到A大爷因记忆偏差提供的无效信息又该怎么办？
流调需要进行交叉对比。A大爷说某天曾去了亲戚家串门，流调组成员又对其亲戚展开询问佐证，但这一说法被否认了。无奈，流调组成员只得请来公安机关协助询问。可目前，“A大爷”这一病例仍然是个悬案。或者某一天，这样的病例“孤岛”会和另一个病例“孤岛”联系起来，成片、结网。
2月6日，成都首次公布68个确诊病人曾停留地点，此后每天更新。在岳勇看来，公开透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舒缓市民压力，有利于流调工作。
“八卦”一次聚会
完成一次拼图
岳勇说，问一个疑似病例的情况，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一时长会根据疑似人员的社会交往情况延长。如果通过实验室给出的报告证实疑似已转为确诊，流调组则需要细化完善信息，并通过询问其密切接触者佐证各种信息的合理性，直到过去14天内，确诊病例的行动图谱基本“靠谱”。这一过程中，流调人员还要同步排查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以筛查需要医学隔离的人员进行下一步确诊。
在岳勇撰写的新冠肺炎病例分析报告中，聚集性疫情至少占病例总数的五成。
1月31日，郁某确诊。2月7日，来自眉山的徐某确诊。两例病例看似“悬案”：没有湖北旅行史、可疑人员接触史，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直到在对1月27日确诊的袁某进行流调后，才发现他们之间的病毒传播可能是因为一次聚餐。
袁某从合肥到成都，在汉口停留5小时，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现发热、咳嗽，1月27日到医院就诊随后确诊。在此之前，袁某组了个局，请了五家人。郁某是其中一家，同餐的另一家沈某，也在2月初确诊。而徐某则很可能是在沈某组织的家庭聚餐中被传染的。
“我们在对袁某的流调中，发现其周边有多位确诊病例，此后袁某才回忆有聚餐这条线索。”岳勇说，流调组成员会通过提问方式打听“八卦”，引导对方回忆各种生活细节，但迫于人的记忆力差别太大，流调组成员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信息的可信度、可用度，复杂而琐碎。
不是“一锤子买卖”
有时靠的是时间
岳勇反复在强调一个客观事实：流调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做判断，即使流调结束，也不能打包票说把问题都搞清楚了。
比如一起家族聚集性病例，中年女性最先发病，继而是其侄女，侄女的婆婆，侄女三个月大的儿子，该名妇女的婆婆。但经过流调，他们均无疫区旅行史，没接触过野生动物，与辖区内确诊患者也不相识。唯一的线索是，该名中年妇女的女儿近期从武汉回到成都，但其本人无任何不适症状，且经过4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此时的流调仅以散发案例处理，直到4天后，该女子核酸检测呈阳性。这起家族聚集性病例的感染路线才被最终刻画清晰。
岳勇说，决定流调报告质量的外部因素有很多。采样环境、取样技术，以及在与社区、医疗机构、公安机关等密切配合时，一些条件限制等。人是流动的，传染源也是流动的，所以流调需要社会各个层面方方面面的配合，才能确保尽量做到准确。现场调查的小分队奔波于医院、隔离病房、小区住家等各种确诊病例、疑似患者所在地，各种存在已知和未知感染风险的危险地带，为的就是将防控关口从医院前移至社区，从病人前移至一般人群，及早发现疫情中存在的病例增量，减轻病例临床治疗压力，从而提高病例治愈率，减少死亡发生风险。
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