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湖北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人，宋代中医伤寒学派大家，被誉为“北宋医王”。他出身于医学世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行医不谋私利。经常让病者住在自己家中，为其施药治疗。庞安时晚年综合诸家学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六卷，对张仲景的学术思想作了继承发扬。他着意阐发温热病的病机，主张把温病与伤寒区分辨治。认为“人人皆感，每每成疫”，是中医外感病学的一大创见，启发了后世温病学派的学术思维。

       苏门指的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门生，其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并称为“苏门四学士”。他们在诗词、书法、散文等领域各显一时之秀，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璀璨群星。庞安时与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交游甚厚，留下医学史上的佳话。

       苏轼与庞安时的唱和往来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居黄州时，苏轼结识了“善医而聩”的庞安时。《东坡志林·记游》载，苏轼与这位聋人医家结伴，同游沙湖的清泉寺，留下“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卷末，附《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一篇，论述了他编著此六卷医书的概况：“安时所撰伤寒解，实用心三十余年。广寻诸家，反复参合，决其可行者实敢编次。”苏轼在《答安时帖》中盛赞说，“惠示伤寒论，真得古贤救人之意。岂独为传世不朽之资？盖已义贯幽明矣”。

       苏东坡一生热心于济世救人的医药学，与眼医王彦若、气功师李若之以及精于医药和佛学的佛印和尚等皆为挚友。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还叙述了自己于元丰五年（1082年）因左手臂肿，在麻桥的庞家小住数日，经针刺而愈的求医经历。庞氏对他说，手臂肿“非风气，乃药食毒”，几天治疗后肿痛即痊愈。病愈后，苏东坡月夜歇马，醉卧浠水的绿杨桥，书一首《西江月》于桥柱上：“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庞安时18岁失聪，“与人语，须书始能晓”。苏轼幽默地对他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一时异人乎？”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屡遭贬谪。在游宦生涯中，每到一地，他都收集验方效剂，载于笔记杂著中，“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之，则与之”（《东坡志林》）。眉山老乡巢谷曾将自己秘藏的药方“圣散子”传予苏轼，让他指江水为誓，绝不传人。黄州瘟疫流行后，苏轼不顾誓约，毅然将此方传授给庞安时。圣散子治瘟疫效验，所活者不可胜数，庞安常将其载入《伤寒总病论·时行寒疫疗法》，为治疗寒疫之效剂。苏轼在《圣散子叙》中说：“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盛赞圣散子“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一代文豪和一代名医，倾囊传良方，携手战瘟疫，庇护黎民百姓的生命。

       苏轼在《书庞安常见遗廷珪墨》中记录了一件逸事，庞安时将病家赠送的李廷珪的名墨送给苏轼，苏轼亦将自己的几幅字画送给庞安时收藏。

       黄庭坚作《庞先生伤寒论序》

       黄庭坚（1045—1105），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苏门四学士之一。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府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英宗治平年间进士。

       黄庭坚体弱多病，34岁时与苏轼书信往来，开始亦师亦友的诗歌唱和与书法交流。在《与苏子瞻书》中，他说自己“病脚气，初甚惊人”，经医家诊视，病情“十去九矣”。35岁时，他皈依禅宗，自称“山谷道人”，开始炼丹术的探究。黄庭坚在给诗朋墨友的书信中，屡屡言及自己头眩、白发、羸弱、眼病、膝下痛、疡疽等。他参禅修行，与道人范上座一起打坐修炼。在《与王子均书》中，他提及自己服用菟丝子，“遂健啖耐劳”，详细介绍了菟丝子酒炒的制作和服用方法。当发觉喝酒和吃肉是脚气病反复发作的原因后，他戒酒十五年，热衷于茶道、香道怡情养生。55岁被贬至戎州后，为预防瘴气，黄庭坚又开始喝酒。他在《醉落魄》的题注中说：“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不相察者乃强见酌，遂能作病，因复止酒。”

       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56岁的黄庭坚写了《庞先生伤寒论序》，盛赞庞安时为人治病的医德医术，“处其死生，多验，名倾淮南诸医”。文中还说他为气任侠，少年豪纵事，如蹴鞠击球、弈棋音技，无所不为；中年以后，遂“屏绝戏弄，闭门读书”，《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甲乙经》等，无不贯穿，“每用以治病，几乎十全矣”。序文中还提到，庞氏“轻财如粪土，耐事如慈母”。一个爱老慈幼，以解除病患的疾痛为己任的“北宋医王”的形象跃然纸上。黄庭坚最后说，“海上道人”即苏轼允诺为庞氏作序，故自己作的序称为后序。

       张耒为庞安时撰写墓志铭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安徽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著有《柯山集》《宛邱集》《柯山诗余》等，苏轼称赞其文风“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

       张耒有一首《赠庞安常先生》的诗：“德公本自隐襄阳，治病翻成客满堂。懒把穷通求日者，试将多病问医王。一丸五色宁无药，两部千金合有方。他日倾河如石鼓，著书犹愿记柴桑。”诗中用东汉末年隐居襄阳的庞德公暗喻庞安常行医济世，得到病家的拥戴。世人都不去占卜运途生死，只求医王擢除病患。安常先生用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整合出的效方，胜过五色药丸。将来人们会用石鼓文一样的珍贵文字，记载安常先生的功德。他将与晋代的陶渊明一样，永垂青史。诗中借用德公、五色丸、《千金方》石鼓文、柴桑等典故，为“北宋医王”歌功颂德。

       庞安时病逝后，张耒撰写了墓志铭，为这位苍生大医树碑立传。“吾尝谓医之在天下，其资生民之用，盖与谷帛等”。世间的医生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其作用和谷物、布帛一样不可或缺。墓志铭记叙，宋哲宗丁丑年（1097年），张耒谪官齐安而与庞安时初次结识。张耒称庞安时“殆所谓聪明微妙者”，少年时尝问医于父，其父授以《脉诀》，“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有舆疾自千里踵门求治者，他“为辟第舍居之，亲视膳粥、药物”，既愈而后遣之。其病不可治疗者，“必实告之，亦不复为治”。病家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

       墓志铭中记述了张耒与庞安时的两次相见。戊寅之春（1098年），张耒第二次在蕲水山林中拜会庞安时，“听其议博而不繁，妙而易晓”。庞安时对张耒谈了自己的著述经历，欲将扁鹊之术告之后世，遂著《难经解》；药有后出，今不能辨，尝试有功，故作《本草补遗》和《主对集》；方术脱遗，为备伤寒病之变，撰写《伤寒总病论》。

       张耒以两次会见的亲身经历，在这篇文辞典雅的墓志铭中展现了庞安时的医术、医德、医风，以及遍读经典的严谨治学和勤于著述的孜孜不倦。为庞安时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杏林传记，可补家族谱、地方志和医学史的缺憾。

       张耒的《柯山集·卷四十四》中，还收载有短文《跋庞安常伤寒论》。庞安时弟子的儿子栾仲实对张耒说，黄庭坚已为庞安时的书写了后序，请求他再作一篇题跋。张耒欣然应允，作《跋庞安常伤寒论》。文中说，淮南人谓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其用心为术，非俪古人，何以及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