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岁的小帕（化名）毫无征兆地腹痛，起初家里只当他是吃坏了肚子，可上腹的疼痛持续不散，肚子一天天胀起来，饭也吃得越来越少，尿色深得像浓茶，当地医院的腹部超声给出了一个沉重的诊断——肝硬化。

随后，全外显子基因检测发现囊性纤维化跨膜传导调节因子（CFTR）基因突变，诊断书上写着：肝硬化、脾大、肺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

囊性纤维化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在亚洲人群中本属罕见，却在新疆地区相对高发，而小帕偏偏就落进了这个微小的概率里。

腹胀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肺部感染像赶不走的阴霾，反复发作。曾经那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眼见着一天比一天虚弱。当地医生看着孩子的各项指标，摇了摇头：“得尽快去上级医院，或许还有根治的可能。”

“我是孩子妈妈”

“去上级医院”这五个字，从此成了小帕一家的生活重心，从西北边陲到中原腹地，夫妻俩带着孩子辗转求医。

2026年初，一条消息传到他们耳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董家鸿院士团队，在小儿肝移植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临床经验，医院还设有针对儿童肝移植的医疗帮扶政策。

反复思量后，夫妻俩终于做出了那个艰难却无比坚定的决定——去北京。

3月初，冬寒未褪，小帕一家人踏上了进京的路，从新疆到北京，3000多公里的迢迢长路，车窗外是飞速后退的戈壁，前方是未知的希望与忐忑。

看董家鸿门诊当日，他们早早抵达医院候诊。诊室内，董家鸿仔细翻阅了小帕三年来的病历后说道：“孩子目前的状况，肝移植是唯一根治手段。”

话音刚落，小帕母亲的眼眶倏地红了，她没有迟疑，脱口而出：“董院士，能不能用我的肝脏救他？我是孩子妈妈。”

“亲属活体肝移植技术上具备可行性，”董家鸿微微颔首，语气沉稳，“但需要细致的术前评估，确认你的肝脏符合供肝标准。”随后，董家鸿联系了卢倩教授团队接手后续工作。

在卢倩的安排下，母子俩住院同步进行精准的术前评估：血型配型比对、肝脏体积精准测算、肝内血管胆管三维重建、心肺功能全面检测、心理状态专项评估，每一项都严谨细致，不留疏漏。

最终，母亲左半肝约占自身肝脏的38.1％，切除后剩余肝组织足以维持正常功能；各项生化指标达标，无脂肪肝等捐献者禁忌，经多学科联合会诊，确认母亲符合活体供肝者条件。

随后，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完成严格审核，在核实母子亲属关系真实无误、确认捐肝系母亲自愿无偿之举、明确患儿手术指征后，顺利通过伦理审批。

手术那天，天光尚未透亮，母子俩便已换好手术服，并肩躺在转运床上，被缓缓推向手术区。

进入手术室等候区的那一刻，小帕忽然仰起脸看着妈妈，那双眼睛里盛满了困惑与不安，随即，眼泪先于话语落了下来。母亲看着他，紧紧握着小帕的手，也红了眼眶。

手术室内，无影灯亮起，两台手术同步展开。闫军主任团队为母亲实施腹腔镜下供肝切取，供肝取出后，修肝、灌注、冷保存，衔接得紧凑而有序，像一场无声的接力。

隔壁手术间，卢倩教授团队切除小帕的病肝后，在显微镜下，针线穿过肝静脉、门静脉、肝动脉、胆管，把母亲的供肝一点一点植入孩子的腹腔，最后一根血管吻合，阻断钳松开、血流通了、灌注良好，手术顺利完成。

“心疼妈妈”

术后，母子二人先后被送入肝脏重症监护室。医院特意将他们安排在相邻的两间病房，中间只隔着一扇通透的玻璃窗。

母亲侧过头去，目光穿过那面透明的玻璃，落在那张还戴着氧气面罩的小脸上。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值、起伏的波形，无声地牵动着她全部的心神。

次日，护理人员将母亲推至小帕床旁，两双手缓缓相握，小帕望着母亲，眼泪无声滑落，母亲也红了眼眶，却先抬手去擦孩子眼角的泪珠。

晨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两个人身上，母亲的脸色还有些苍白，小帕的手背还贴着胶布，两双手握在一起，母亲给了小帕第二次生命。

术后两周，小帕恢复平稳，顺利出院。门诊复查当天恰逢母亲节，卢倩特意为小帕母亲准备了鲜花和蛋糕。

当卢倩笑着问小帕：“在ICU看到妈妈，为什么哭了？”小帕低下头，眼眶泛红，轻声说：“心疼妈妈。”母亲愣住，随即笑中带泪，将儿子揽进怀里。

6月末，暑气初盛，一家人登上了返回新疆的列车，列车一路向西，朝着那片魂牵梦萦的故土驶去。

天际澄澈，万里碧蓝，属于小帕的崭新人生，正随着铁轨的延伸，缓缓铺展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那里有胡杨林的新芽，有塔里木河的流水，有一个母亲用半叶肝脏为儿子换来的平凡而珍贵的明天。（据“北京医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