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老年公寓的床上，对面的爷爷翻过身，自己盖好被子，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又睡了一觉”，之后又快速进入酣梦中。冬夜，柔和的灯光照亮温暖的房间，这种平静的幸福让我泪眼婆娑。

爷爷把我抚养成人，也引导我一步一步实现社会价值。他是我儿时的整个世界，也是我成家立业后最大的牵挂。不久前，他刚刚成功经历了人生中第二次股骨骨折手术，正在一天天的康复中迎接2026年的百岁寿辰。其实，这次距他初次股骨骨折也不过一年有余，而两次成功主持高龄爷爷手术的人正是我的大学老师，如今山西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太钢总医院）的黄国顺副院长。

2024年6月，我正在重庆开会，突然获悉爷爷骨折的噩耗。待我完成学术报告飞回太原时，爷爷已经顺利完成手术，主刀者正是当年带我在骨科实习的老师黄国顺。师生有缘，阔别27年旧地重逢，百感交集。

我向黄老师表达感谢，提起当年在他组里的实习经历，没想到被老师当场“打脸”：“你们当时根本就不好好实习。”我万万没想到，黄老师对20多年前谁好好实习、谁溜号偷懒记得那么清楚。我心下惭愧：是的，当年为了备考研究生，我很多时间都在自习室里度过。

如今，这位当年骨科的年轻医生已淬炼为太钢总医院两个王牌科室——烧伤科和骨科的学科带头人。他在本科生毕业答辩中，鼓励学生以“底气”“静气”和“志气”面对挑战，在医师技术考核中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很多医院不愿冒险为高龄老人做手术时，他逆流而上，患者最高手术年龄达103岁。他知道，一旦手术成功，老人便有望生活自理；而不努力争取，他们则大概率会在卧床短短几个月内因并发症走到生命尽头。

可谁知一个月前，爷爷再一次股骨骨折。他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我，说从此时此刻开始断水绝食，让我不要着急回来，10日内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在电话这头心急如焚，用最短时间安排好工作赶往火车站，一路询问心理专家如何劝阻爷爷。而此时，爷爷已经断水绝食24小时。一个99岁的老人，在骨折的巨大影响下，即便马上接受医学处置都有可能风险重重，更何况眼下又正在进行“自我毁灭”。

正在我无比烦躁的时候，黄老师打来了电话：“爷爷劝好了，你放心，不要慌。”黄老师已站在爷爷的角度，与他一同分析病情，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爷爷同意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勇敢活下去。

瞬间，我泪流满面。到了医院，我冲进病房握着爷爷的手说：“不是您离不开我们，是我们离不开您。我们多么渴望能继续依偎在爷爷身旁，永远像孩子一样幸福。”说完后，还给他读了重孙女给他写的信。听了我们的劝慰，爷爷回心转意了。其实，他只是怕拖累大家，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充满温暖、美好的世间啊！

此后，虽然又经历了输血、麻醉、手术、谵妄、低蛋白血症等关卡，但在黄老师团队的精心治疗与全家人的精心照顾下，奇迹再次出现，爷爷顺利出院。

在求学、工作的这30年里，我曾多次问自己：医学院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医生？在我编写的阿尔茨海默病、孤独症等题材的PBL教学案例里，我也引导学生思考：在医术已经穷尽时，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经常请学生换位思考，寻找答案。而当我成为一名患者家属时，我强烈地感受到，医生也许是职业、也许要提供服务，但对处于绝望和崩溃边缘的患者和家属来说，他们更是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绳索，他们的一句话有时甚至可以颠覆人的固有观念。

时隔20余年，黄老师再次为我这个已在医学院教书多年的“老教师”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他让我看到，好医生的勋章，是由职业生涯里一位位患者的生死大事汇集而成的。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医生是怎样温柔而有力，怎样用行为影响行为、用生命感染生命的。 （据《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