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一个秋夜，一通急诊电话让我第一次直面生与死的较量。一名患者因车祸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失血性休克，作为入职不满一年的重症科护士，我在短暂屏息后，忐忑地推着呼吸机奔向抢救区。

       患者被推进病房时，浓重的血腥味裹挟着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颈托卡在苍白的脖颈处，半凝固的血迹在监护仪的蓝光下格外刺目。多个科室的医生迅速形成包围圈，止血钳与骨钻的金属碰撞声此起彼伏……三小时后，当监护仪上的室颤警报终于解除，我才发现自己的刷手服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与此同时，这意味着真正的战役才刚开始。

       49岁的单阿姨因气管切开无法发声，整夜攥着写有“不想活”的纸条剧烈发抖。我把医嘱板翻到背面，用晨光中性笔与她笔谈。凌晨三点，她写下"想家"时眼泪砸在纸上晕开字迹，我立即回写：“明早八点就联系您家人。”次晨她女儿带着录满方言的录音笔赶来，病房监护仪的滴答声里开始夹杂着断续的笑声。

       经过47天治疗，单阿姨终于自己走出重症监护室。她的家人执意将那面印着烫金大字的锦旗塞给我时，红色绒布上还沾着从河北邯郸老家带来的尘土。那天早班结束，我在更衣室发现白大褂口袋里藏着一张皱巴巴的血糖监测单，背面歪斜地写着“谢谢姑娘”。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重症监护，不仅要维持心跳的技术，更要把破碎的求生意志一点点缝补完整。

       TA说

       原来，跟生死较劲的从来不是仪器上的数字，而是人心深处这些会哭会笑的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