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荡然无存后，母亲的那杆老秤不知所踪，也许已埋进倒塌的土墙里，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直鲜活地存在着。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也活起来，乡亲们开始把吃不完的米面、攒下来的鸡鸭鹅蛋背到公社（如今的乡镇）售卖。不过，私秤那时还不允许出现。我们公社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我父亲受命掌管全公社那杆唯一的能称重500斤的大杆秤。杆秤旁边还有一杆称重50斤的小秤。鸡鸭鹅用小秤称，猪牛羊就得上大秤。货物被放在竹筐里过秤后，减去竹筐重量，才是实际重量。因为唯一，所以可信度高。没有任何人对公秤有不公允的质疑，而实际上，我父亲也每次都把秤砣左移右移好几遍，直到秤杆完全水平才高声报出货物的重量。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公社的大秤忙不过来了。供销社在政府的许可下开始售卖小秤。慢慢地，家家户户都有了私秤。再后来，屠宰场也放开了，大秤私有化，成为宰猪杀牛的“刀儿匠”们的标配。走村入户的“刀儿匠”肩扛一杆大秤，一番讨价还价，生意谈定。

我有一个远房大伯，就曾用背篓背了白砂糖沿村叫卖，背篓里就插着一杆小秤。白砂糖对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他的背篓旁总围了一圈孩子。大伯见我衣兜里有鼓鼓的核桃，说可以用八颗核桃换一汤匙白砂糖。我眼睛盯住那粒粒晶莹剔透的砂糖，双手却把衣兜按得紧紧的。大伯终是没有要我的核桃，我却生平第一次吃到了白砂糖。不久前，我的父母回老家吃寿宴，大伯还提起当年的事儿，大伯对他们说：“小二娃”（我的绰号）真是鬼得很呀，又想吃砂糖，又不想拿出核桃……”物品等量交换、等价交换的刚性在大伯对小侄儿的怜惜面前也柔软了，尽管大伯家还等着他卖了砂糖买回去油盐酱醋。

再说说母亲的那杆秤。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家开始种了蔬菜挑到集市去卖。生姜、土豆、四季豆、莴笋、花菜、木耳、平菇……凡是能变成钱的蔬菜，母亲都种。菜贱伤农，有一年，莲花白的价格低到两分钱一斤，有个别菜农开始“耍秤杆子”，还有的直接在秤上做手脚。我的母亲从不用这种手段，她在公社卖了二十多年的小菜，没有任何人说少过半两。母亲从不曾在秤上欺骗别人，但其中门道她门儿清，如今她在城里各菜市买菜，没人能扣得了她的秤。现在，早已经有了数字化的台秤、磅秤等，只要秤本身没有问题，称出的数字绝对精准。

为对付个别奸诈小贩，弹簧秤出现了。弹簧秤小到可以揣进裤兜，买完小件货物掏出一挂，奸商原形毕露。脸皮薄的奸商从此收手；脸皮厚的奸商依然故技重施，终究声名不保，自砸招牌，生意慢慢就淡了下去。
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咿而咿儿呦，你是定盘的星。”歌词本是歌唱一位古代君王的，其实，良心才是一杆秤恒久不变的定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