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百姓相信基层医院,而不是一窝蜂挤到大医院。”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称,通过医联体协同和远程会诊,帮助下级医院不断提升接诊能力,是促成分级诊疗的有效手段。
“通过5G信号传输系统,专家可以远程指导数千公里以外的医生实施治疗。对偏远地区患者来说,相当于三甲医院的大夫‘常驻’家门口。”卢清君说。
林辉表示,互联网医院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效协同,满足基层“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愿望。“基层医院缺乏医疗资源,很多患者只能转到大医院,又要重新走一遍常规流程。在‘邵医健康云平台’上,区域内医院共享核心检查设备。基层医院不能做的检查,可以帮助患者预约省内有设备的医院。同理,在大医院需要等待数日的普通检查,患者可以选择去离家近的社区医院做。”
“平台逐渐完善后,大医院的轻症病人会被分流,更多重症患者能挂上号。基层医院节省了自建互联网医院的高额成本,而且随时能获得来自上级医院的支持。”卢清君对未来充满信心。
打通堵点仍需过程
数据显示,全国实体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2020年平均每天接诊约55例,参与科室31.5个、医生320位。即使碰上疫情,公立医院的线上诊疗也暂未表现出足够的吸引力。
林辉分析称,目前互联网医疗只允许复诊,按照线下最低标准收费。这也决定了线上诊疗的体量较小,更多则是无法收费的诊前咨询。“公立医院的医生动力不足,若想将其日常化,需要一个长久合理的绩效机制。”
钱步月认为,平台只是优化就诊流程的工具,要靠线下资源支撑。医生在移动端随时随地响应患者需求,将慢性病患者分组管理,在线下只能服务100个患者,利用平台可以服务500个,自然会更有热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会长文俭曾表示,大部分公立医院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不够理想。“一家互联网医院就是一个信息孤岛。患者要找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就需要下载多少个App。”
“医疗服务的重点是质量和安全,放在互联网上也一样。”卢清君指出,要保障医疗安全、数据安全、患者身心安全,堵住一切可能的漏洞,公立医院的探索注定漫长。“通用的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密钥有一定风险,目前我们采用eID(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银行卡、医保卡、手机号等身份识别系统,各医院之间亟须达成一致。”
卢清君说:“技术、运营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因素之一。医院大多没有技术人才,需要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共建,后者又不懂医疗,只能一起边做边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