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者深入理解自身死亡焦虑的根源，以及治疗的意义，才能做好某些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陪伴在病患和家属身边、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的伤痛。

       唯有如此，医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疗愈者”。

       这本书有点沉闷，或许还不只是沉闷，有一些人可能还会忌讳，因为它是讲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的书。国人忌谈死亡，觉得不吉利。可谁又能躲开死亡呢？《最后的期末考》的作者陈葆琳，华裔美国外科医师，《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毕业于哈佛大学，在耶鲁大学、美国国家癌症医院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外科训练。在该书中，作者通过三篇（生命的秘密、治疗的真相、临终之美）、九章（九堂课）内容，从大学时期的大体解剖课，到进入临床实习，到成为肝胆移植外科医师，将学习过程中、医疗实践过程及生活中遇到的关于生命、疾病、治疗、死亡、医生的职责等问题的思考，尤其是面对疾病不同阶段的病人医生的职责和行为的反思依次呈现给读者。陈葆琳说：“20年前申请就读医学院时，我相信自己即将拯救生命，就像想象中的英雄那样，我与死神对峙并将之逼退，看着成群被我拯救的病人充满活力到我的办公室，开心地笑着，热烈地表达感谢之意。我没料到，有多少死亡会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在学校的解剖课里，面对大体老师，医学生就要学习坦然面对死亡；到临床实习期间以及成为实习医生时要学会判断临床死亡，处理临床死亡病人的相关事宜；但真正能接纳经自己治疗的病人死亡，并帮助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自尊地走完最后一程是另一回事。

       而陈葆琳明白这一点正是源于那个让她无法忘怀的“荷兰佬”。荷兰佬的出现是在第二篇“治疗的真相”，也就是九课中的第五课，正是陈葆琳成为外科住院医师的第二年。那时的她踌躇满志，不辞辛苦，意欲用自己学到的技术拯救她的病人。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位65岁的二战退伍老兵史矛德（人称“荷兰佬”）因为食管癌住院接受手术治疗。陈葆琳是他的主管医生。荷兰佬是一孤寡老人（家族中只剩他一人），脾气暴躁，终身未婚。陈葆琳每天例行查房后，在晚上总是要抽时间再去看看他，引诱他聊参战时的一些趣事。在荷兰佬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陈葆琳拿着知情同意书让荷兰佬签字，他看着那些并发症有点犹豫，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陈葆琳，问道：“大夫，你认为这个手术是正确的？”“是的，荷兰佬，动这个手术是正确的。而且手术医生是在这一行中很有名的。”于是他用颤抖的手在同意书上签了字，并且说：“坚持下去，大夫。”第二天的手术非常顺利，主刀医生经由荷兰佬的颈根部和腹部的切口，摘除了他的全部食管，因为陈葆琳的手臂是手术组成员中最纤细的，所以她负责将自己的手臂伸入荷兰佬的胸腔，以确认可以将他的胃拉上去，重新接通胃肠道。手术后，荷兰佬住进了外科重症病房。不巧的是，原来的重症病房正在改造，他住在了原来安置较轻病症患者的病房里，而且是在一个角落。手术当天的晚上，陈葆琳值班，凌晨两点的时候特意去看望荷兰佬。他的两只手被护士以柔软的固定装置固定住，以免他神志不清时拉扯呼吸管或其他管线。他似乎还没有醒。陈葆琳握着他的手说，“荷兰佬，我是陈葆琳”。陈葆琳似乎感觉到她的手被荷兰佬轻轻地捏了一下。她又去查看其他病人了。大约半小时后，也就是凌晨2点40分时，陈葆琳接到一通惊惶的呼叫，她赶到荷兰佬那里，没有人注意到他何时挣脱了手臂的束缚，在迷迷糊糊中扯掉了自己的呼吸管。他的心率从95掉到了60，肤色转为灰蓝，皮肤温度冰凉。经过一番面罩给氧、插管、环状甲状腺软骨膜切开术、注射阿托品等药物、电击、胸外按压……凌晨3点27分，荷兰佬被宣告死亡。是因为荷兰佬是陈葆琳主管的病人，在手术前夕对她说“坚持下去，大夫”，他从此住在了陈葆琳的心里？是因为在手术中，陈葆琳的手臂曾经穿过荷兰佬的胸腔——“外科具有某些极为个人化的物质。我们的双手深入病人的躯体，以恋人也无法做到的方式抚摸他们。”他从此住在了陈葆琳的心里？是陈葆琳夜班时查看他，无意中碰掉固定他手的装置，他自己迷迷糊糊拔掉了呼吸管导致死亡——陈葆琳怀疑是自己“杀死”了荷兰佬，从此他住在了陈葆琳的心里？是因为荷兰佬是陈葆琳主管的病人，又是在她值班时死亡的，她必须在外科“死亡及并发症讨论会”上汇报这个病例并接受各方质询，让荷兰佬从此住在了陈葆琳的心里？尽管在讨论会最后陈葆琳被“赦免”了——荷兰佬的死亡归因于临时启用的外科重症监护病房设置不能周到地照顾手术后病人。但是，荷兰佬还是从此妥妥地住在了陈葆琳的心里。

       虽然“死亡及并发症讨论会”已经判决陈葆琳与荷兰佬的死亡没有关系（她的处置不存在什么过错），但挫败、悲伤、疑惑、恐惧……一直包围着她。她总是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总是无法摆脱荷兰佬的死自己要负责任的念头。陈葆琳儿时溺水的窒息感觉再一次袭来。是啊，从技术角度看是没有错误发生，死亡及并发症讨论会将病人死亡与医生“个人是否有过错”联系起来进行评估的做法也没有帮助她摆脱困境。难道荷兰佬的死亡只是他运气不好（手术后被安排在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病房角落里）？她反思自己，反思外科系统的惯性思维及价值追求。荷兰佬让陈葆琳重新审视了医生职业、治疗的真相以及它与病人的关系。医生对病人除了诊断病情、治疗病症，还能做什么？她在日常诊疗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自我的延伸，通过共情她在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想到自己与病人一样拥有相同的人性。荷兰佬的死亡还让她看到并学会接纳医疗系统、诊疗技术及医生能力有限的现状——有时面对垂危的病人，你即使竭尽全力最终还是要败给死神。然而学会接纳终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让她意识到要改变什么，做点什么。有人摔倒在谷底会自怨自艾，沉沦不起；有的人却会绝地反击。陈葆琳无疑是后者。陈葆琳问自己：手术成功的标准是什么？除了完成手术，外科医生还应该为病人做什么？病人不是机器，医生不是机械师。医生不能只看到疾病而不见病人；外科医生不能只是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完成看上去很漂亮的手术；对于那些疾病处于危重状态或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医生需要给予更多关注，“我可以做某些比治愈疾病更重要的事，我可以给病人及家属提供慰藉，并且敞开心胸接受他们回馈的宝贵人生功课。”当我们能真心关怀病人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治疗者。

       又过了十几年，陈葆琳已经又接诊治疗过数百病人，不断从积累的经验中学习并改进、完善自己的工作内容。“我已经能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件事，但荷兰佬仍不时回到我心中。他就像鬼魅般的亡灵，每当我看到食管道癌病患、执行球状甲状腺软骨膜切开术或者进行紧急心肺复苏术时，他就会出现……每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中，总有某些病人彻底改变了他们处理工作问题的方式。”“有时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我们耳熟能详，但在崇尚高科技医疗技术的今天，在医疗实践中又有多少医生愿意去这样做呢？知易行难。要想达到知行合一，或许医生心中那位无法忘怀的病人可助一臂之力。 （田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