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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可以报国
四川大学肝脏外科副主任 党支部书记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导 吴泓

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其本质是维护和增进人类健康,而全民健康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则远远超过医学自身的范畴。在中国古代,便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这不但是古代医学家的传统理想,也体现了医学与救国相通的规律。近代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医学救国思潮在中国兴起,无数仁人志士认为医学可以救“中国之弱”并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在现代社会,“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这个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健康中国战略”中明确提出的,深刻地揭示了维护和促进健康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古代社会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在医学方面素有优良的传统,深厚的积淀,而传统医学也对促进民族繁荣产生了重大作用。远古时期,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常常被腥臊恶臭伤害了胃肠,并且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所以寿命普遍很短。炎帝神农氏为了“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于是跋山涉水,尝遍百草,系统地总结了其平毒寒温之药性。在此过程中,他甚至出现“一日遇七十毒”。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农探索出具有攻毒祛病和养生保健作用的中药。自此以后,百姓的健康有了基本保障,患病的概率大大下降,故先民封他为“药神”。神农亲验本草药性,是中药的重要起源。后来的医家经过反复实践和积累,最终编纂了《神农本草经》,后世本草著作皆以此书为宗,并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中医药宝库。虽然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是医家杜撰的神话,但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医药起源神话有助于形成一个民族健康的医药传统。自他伊始,中国有了最早的的医学实践活动,中医的先河得以开启。


在中国医药系统中,神农派是经方派的起源,而黄帝派则是医经派的源头,《黄帝内经》则是其中的代表作。西汉早期奉行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而与之相关的医学自然受到朝野的重视,黄帝内经即在此背景下编纂而成。它的医学主旨是以人类健康为前提,不论对于未病之先、已病之中还是疾病之后,讨论的核心都是维持机体和谐的运行,因此被称为人类的“健康医学”。此后的两千年中,历代医家都尊其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以其为理论源头,运用其中蕴含的哲医结合的知识体系,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创新,促使中医学不断地向前发展。其所确立的独特的养生防病视角,为保障人民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社会“医学救国”思潮的兴起与高涨

 

然而,我们民族的健康事业并非一帆风顺。清朝末年,封建统治腐朽衰落,危机重重。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又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中国吸鸦片者吞云吐雾,麻杆身体,面黄肌瘦。当时英国一家报纸曾有评价为:“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当时外国人开始使用“东亚病夫”来代指中国人。与此同时,曾以千年天朝帝国自居,威姿雄踞世界“中心”的中国,在与西方人船舰利炮的一次次交锋中,遭受了惨败与屈辱。尤其甲午战争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中国处于被蚕食、瓜分乃至灭亡的巨大危险之中,是一个衰落和趋于灭亡的弱国”。亡国危机的迫切压力与救亡图存的爱国动力,刺激着国人寻求出路。就在这时,作为西方先进制度和文化的一部分,近代西方医学被传入中国,维新人士便希望西方医学可以帮助救“中国之弱”,从而实现“强国保种”的目标。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都曾提倡过西医。1897年,在上海《时务报》上,梁启超发表文章大力倡导“西医强种”之说,“凡世界文明之极轨,唯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医学救国的思潮在中国兴起。当时有一大批学子出国学习西方医学,其中不乏后来闻名于世界医坛的专家学者,如公共卫生学家金宝善、眼科专家张锡祺和医学教育家张望等。他们在学成回国后,主持开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并在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卫生体制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此以后,西医登上了中国近代医学的舞台,与传统中医群体一道成为中国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民国时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深重。这时候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才开始发展,为响应知识界其他领域的救国呼声,一些受过西方公共卫生教育的学者纷纷高呼“卫生救国”,大力宣传公共卫生对于强国保种、复兴民族的重要性,将以前的医学救国思潮推向高潮。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府发展公共卫生的举措,而近代公共卫生的发展,确实在增强人民体质和防治传染病等方面为中国救亡图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而且受此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推进。

 

现代社会医学发展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事业的基础比较薄弱,传染病、寄生虫感染和营养不良等疾病在民众中肆虐。在战后初期,人民的平均寿命不到35岁。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的健康,以提高人口素质为核心目标制定了一系列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大规模地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预防疾病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医学教育、医学科技,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我国的人口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现如今,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健康则是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条件,“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因此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简单说来,一是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理念。二是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保障机制。三是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时谈道:“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疫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卫健委医学专家抵达武汉,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随后医学相关工作者迅速完成了病毒的核酸检测、鉴定、溯源等工作,为后续药物的研发及试验奠定了基础。正如陈国强院士所言,“闻召而动,勇往直前,临危不惧,攻坚克难,凸显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情怀”。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尤其体会到了医学在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有人问:医学何以报国?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医学的出现和发展为百姓的健康提供了保障,为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而近代的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有识之士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卫生救国运动,这表明医学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被人民群众所接纳,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医学救国”思潮助力了爱国运动的发展,孕育了现代医学学科体系。而当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21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健康成为人口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础,医学水平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展现。现代医学大有可为,意义重大,这已是世界共识。


作为医学人,让我们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华西医院的广阔发展前景,成为伟大的一部分,为我国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贡献力量,造福西部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