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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16版(2024年10月30日) 上一版 下一版
沉甸甸的“笔记本”
□闫晓颖 周莲娥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妇产科的一名普通临床医生,每天接触的患者大多是孕产妇和更年期妇女这两大特殊群体。从医20余年,我和我的患者之间有过许许多多相互感动的瞬间,而那段关于李芳(化名)的故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至今每每想来,仍会感动、温暖,又引以为豪。

       那年,还是住院医师的我正在妇科轮转,病房里收治了一位绝经后出血的听障人士患者,她就是李芳。刚住院时,李芳情绪非常低落,整天低着头呆呆地坐着,就连查房时,都总是目光躲闪,不愿直视我们。由于丈夫早逝,没有子女,这次她入院只有年迈的母亲陪同。她的母亲告诉我们,虽然先天聋哑、性格内向,但李芳从小聪慧,学会了手语,也识字。只是这次绝经后出血,让她对疾病的未知充满恐惧、忐忑不安。作为主管医生,我跟她接触最多。在问病史、查房、手术前后注意事项等的交流中,我们都要通过笔“交谈”,为此我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

     “今天感觉怎么样?”“早餐吃的什么?”“有没有按时吃药?”起初,小本子上都是我在问,她在答。渐渐地,她的“话”多了起来,也会主动和我“说”起一些生活琐事,主动分享一天的感受。小本子上除了一些简单的医患交流,更多了一些朋友的分享和问候。李芳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俩则成了无话不说、每天见面的“笔友”。

       不幸的是,李芳宫腔镜诊刮的病理结果是“子宫内膜样腺癌”,为了遏制疾病的进展,需要尽快给李芳做子宫内膜癌手术。尽管我很委婉地告知,但这个坏消息还是几乎把她击垮。她坚决拒绝手术,要求出院,白发苍苍的母亲怎么都劝不动,急得直掉眼泪。这无声且激烈的反应,让我感到有些难过。

       作为医生,我有责任给患者以战胜疾病的信心;作为朋友,我也有义务劝说她接受手术。我来到她的病床前,看到她背过身去,蜷缩着躺在床上,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还是用“写”来交流,我在本上写道:“咱们尽快手术,如果术后发现是早期的话,基本不影响寿命!”她又惊又喜,但一瞬间又忧虑起来。“手术要花多少钱?我是低保户。”“费用你不用担心,医保可以报销绝大部分,需要你自己负担的很少。”“手术危险吗?这是大手术,我害怕……”“这确实是大手术,但您要相信我们,会努力把所有风险降到最低。”我一五一十地告知她真实情况。“我相信你们,我做!”看到她缓缓写下这句话,我如释重负。

       手术很顺利。在术后查房时,看到她精神很好,正在手舞足蹈地和妈妈“说”着什么,仿佛完全走出了疾病的阴霾。一番“交谈”过后,她指着我们所有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又拽过我的手,在我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写下“美丽”两个字。

       这是我和李芳的故事,纸短情长,句句入心。这个记满了文字的小本子,不仅传递了医患温情和战胜疾病的信念,更彰显了我们的医者初心。 (据中国医院文化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