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主题雕塑备受关注，先后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竟然是一位只有初中文凭、抡了11年大锤的“工人雕塑家”……

初心不改

他一边抡大锤一边设计雕塑

1980年5月，在雅安地区防疫站宣教室工作的叶宗陶接到通知，让他到地区文化局参加美术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定级考试。

当叶宗陶走进考室，这才发现整个考室只有自己一名考生。考试题目很简单，泥塑“红军强渡大渡河”，两小时内完成。

叶宗陶愣了愣。这些年内，他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创作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大型雕塑作品。他与四川省展览馆雕塑家许宝忠合作，创作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设计稿，并制作了小样，还向有关部门提出修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建议。

看着考试题，叶宗陶知道，自己深埋在心底的种子终于要发芽了。

他先画出简单的设计稿，随后双手翻飞，把一团泥巴塑成一件雕塑作品：一名战士立在船头，右手握驳壳枪，左手持大刀；船上还有两名战士和一名船工。

考试结束了，叶宗陶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设计“红军强渡大渡河”这个重任会不会落在自己肩上？

叶宗陶从小就喜欢捏泥巴。初中毕业，他正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于是放下书本，抡起大锤，在雅安化工厂原料车间工作。这大锤一抡就是11年。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经友人推荐，认识了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叶毓山等雕塑大师，并应邀参加《长征》《收租院》的雕塑工作。1977年初，叶宗陶调到雅安地区防疫站，在宣教室从事美术宣教工作。

那几天，叶宗陶的心情时而亢奋，时而低落。在他眼里，考试虽然过关了，但过于写实，缺少艺术感染力。他翻出当年自己在安顺场的写生，一稿接一稿地进行设计，并用泥土、石膏制作成小样，反复端详。虽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但他都不是很满意，于是约上许宝忠，两人再次来到安顺场采风。

望着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水，叶宗陶、许宝忠首先想到的是在河滩上雕塑17勇士的全身立像，从而形成一个宏大场面的雕塑综合体……

后来又想用石头在河滩上垒砌成一条巨大的渡船，再在渡船上雕塑17勇士像……

也许是受到《长征》组雕思路的影响，两人总想用宏大的场景来反映重大主题。但这些构思最后都被他们推翻了，毕竟展馆中的《长征》群雕和露天的长征纪念碑是有区别的，再宏大的场景，也大不过天地。

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叶宗陶又到营盘山上俯瞰大渡河。他惊讶地发现，大渡河在安顺场上游不远处有一个近乎直角的大转弯。

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大致由北向南流淌，但行至石棉县安顺场附近时，突然来了个90度大转弯，以磅礴之势由西向东直奔岷江。

“转弯？转弯？大渡河转弯了，我也要转弯！”大渡河在这里转弯，翼王石达开兵败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从胜利走向胜利。“对啊，历史在这里转弯，我的创作思路也要跟着转弯。”

17位勇士的群雕展示不出艺术的力量，那就用一个人来展示。传统的纪念碑基本都是用特定身份的人像或是一座顶天立地的高塔，叶宗陶决定打破这一惯例，用一个艺术化的人物形象来塑造一座红军长征的丰碑。他抓住瞬间的灵感，马上掏出速写本：在危崖下，一个紧皱眉头、目光坚毅的红军战士大头像。头像下面，是一组浅浮雕，翻卷的浪花和劈波斩浪的渡船……

叶宗陶收获满满地从安顺场回到雅安。他先是画出设计稿，再顶着烈日的暴晒和蚊虫的叮咬，终于制作出了一个精美的石膏小样。他又约上许宝忠，亲自送到四川美术学院，征求叶毓山等专家教授的意见。

“宗陶、宝忠，你们有什么事？”此时，叶毓山已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副院长，正带领一大帮人设计重庆长江大桥桥头雕塑，忙得不可开交。但当他从叶宗陶手中接过纪念碑雕像的石膏小样时，眼睛就挪不开了。他马上让学生找来学院的几位雕塑老师，大家在工地上或蹲或站，“座谈会”变成了“站谈会”。

专家们一致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如红军战士头像的额头要前倾，要从石墙的立面中突出来，从而表现出红军战士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红军战士的嘴唇线条要再厚实一点，以体现坚毅无畏的朴实情感。

“你就不要大动了，适当做一些小修改就行！如果有人还要让你们修改，你也别改，你就说，我叶毓山已经认可，说这就是最好的设计稿。”叶毓山一再叮嘱。

回到雅安，叶宗陶又一头扎进“工作室”，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就在叶宗陶忙着设计、制作纪念碑小样时，女儿出生了。看着红色襁褓中的孙女，爷爷叶宪文为她取名，乳名“红红”，大名按叶氏排行取名为“叶德红”。他说：“我给孙女取名‘红红’，有两层意思，一是她的母亲姓朱，有红色的意思；二是祝愿她父亲心心念念的‘红色雕塑’早日问世。”

红红出生不久，叶宗陶期盼已久的“红色雕塑”项目终于落地了。

“叶老师，请你到地区文化局来一趟。”这天刚上班，叶宗陶就接到电话。“有关部门已同意修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了，你的设计方案也通过了评审。我们研究后报地委主要领导同意，抽调你来负责纪念碑的设计制作工作。”

原来经过层层送审，最终有关部门接受了叶毓山等专家的意见，选用叶宗陶主导的设计方案。同时批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设计制作工作由雅安地区负责。

征询叶宗陶的意见后，地区文化局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并抽调叶宗陶负责设计工作，同时担任纪念碑设计制作的艺术总负责人。

在叶宗陶的推荐下，地区文化局聘请许宝忠参与设计工作，后来高彪也加入设计制作团队，形成由叶宗陶领衔的设计制作“三人组”。

生命定格

他倒在了赶回工地的路上

设计稿通过评审后，叶宗陶便在安顺场的河滩上摆开了阵势。

按照雕塑制作的惯例，纪念碑有多高有多大，就得先塑一个等高等大的模型。但为了节省费用，叶宗陶决定只塑一个一米高的纪念碑模型，再翻成石膏模型，最后放大五倍后再做雕塑。

石膏模型要分成18层，每层要分成若干块，仅是头像部分就要切割成140多块。然后，再把石头一层一层地垒上去，形成一个堡垒形的纪念碑体。

这一改变，就意味着不仅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加，而且必须更加细心，稍微走样，不但不能节约费用，还会前功尽弃。

叶宗陶整天待在工地上，在选材、翻模中，他迎来了1981年的第一缕阳光。1月10日，翻模完成。但是，由于连日劳累，他感冒了；不巧的是，女儿红红也周身出红疹，在医院住院治疗。白天，叶宗陶拖着病体，四处奔波；晚上，还要到医院照料女儿。

石膏模型完成后，进行基础开挖和浇筑的同时，石工也要开采石料了，来自安岳、乐至等地的石匠陆续到了现场，叶宗陶又忙着给他们安排活路。

纪念碑所用的石料就地取材，是当地的灰色花岗石，具有地方特色，且有助于表现红军的英雄气概，价格也便宜，但质地坚硬，雕刻起来十分艰难。叶宗陶决定拜石匠为师，学习石工技术，加入雕刻的队伍。他在石棉县找到一家铁匠铺，购买了10多个錾子。在石匠师傅的指导下，他先是尝试着把自己创作的《小阿依爱卫生》做成小件雕塑，后来又雕刻自己设计的翼王石达开雕像。最后，他开始在纪念碑上雕刻，他要在自己设计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上，留下自己的凿痕。他的目标是，在中国雕塑界走出一条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新路子来。石匠们看着叶宗陶雕塑的作品，都很佩服：“打了一辈子的石头，还没有见过当石匠的雕塑家！”

1981年3月23日，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叶宗陶收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的通知，接纳他为中国雕塑家协会会员。抡了11年大锤，没有上过一节专业课，凭着个人爱好和矢志不渝的追求，叶宗陶终于闯进了中国雕塑界最神圣的艺术殿堂。然而忙得团团转的他，哪有时间来庆贺。纪念碑的基础已浇筑完成，正等着他去安放碑体。

不巧的是，1981年7月，四川遭受特大暴雨，成昆铁路客运中断，旅客只得改乘客运汽车，叶宗陶想尽办法，才买到一张从雅安到石棉的车票。

7月20日凌晨，下着大雨，叶宗陶吻别还在发烧的女儿，一手提着新打的錾子，一手撑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雅安车站赶。车站车少人多，为增加客运班次，车站不得不临时调用货车当客车。叶宗陶二话没说，爬上货车顶着风雨上路。

从雅安到石棉有200多公里，中间隔着海拔2000多米的泥巴山。上午10点过，汽车驶入荥经县车站，驾驶员接到通知，前方公路塌方，让旅客在车站等候。

由于公路塌方量较大，车站开始动员乘客分流。急着要走的乘客，可以采用“对接”方式，即把塌方路段两端的乘客分别送到塌方处，让乘客步行通过后，再乘坐对面的车辆。不愿“对接”的乘客，由车站送回雅安。

叶宗陶又一次爬上货车。

塌方路段大约有200多米长，山腰上的小道乱石密布，十分难行。叶宗陶背上装满錾子的行囊，手上还帮同行的旅客提了一个包裹，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走到半途，他直起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发现公路上方松动的石头正往下滚落，他大喊起来：“快躲开！山上滚石头了……”

泥石俱下，叶宗陶推了前面的乘客一把。乘客得救了，但叶宗陶来不及躲闪，被飞落的石块砸倒在泥浆中……

一个雕塑家的生命戛然而止，定格在33岁。

熠熠生辉

他的精神与纪念碑同在

叶宗陶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永远地离开了亲人和同事。许宝忠从四川省展览馆赶来了，叶宗陶的弟子高彪也来了，他们继续完成叶宗陶未竟的事业。

不久，一座雕像终于矗立在安顺场。上面不仅有着叶宗陶当“石匠”的凿痕，在雕像的第16层中间还安放着他的一部分骨灰。

1983年1月，由邓小平题写碑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同年5月25日，纪念碑举行了落成仪式。

屹立在大渡河畔的纪念碑高6.26米、宽3.7米、厚3.2米，全部用大渡河畔的灰色花岗石雕刻而成。碑体正面右上方雕刻着一名红军战士巨大的半圆雕头像，两眼凝视前方；下半部分是17位勇士乘风破浪、飞舟挺进、直逼对岸的浮雕，右侧为巨手执大刀的浮雕。整个纪念碑构图严谨，雕塑技艺精湛，把1935年5月25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以17位勇士为先导，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成功强渡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后续部队渡河杀开一条血路的激烈场面，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的背后，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馆内除了陈列着反映中央红军长征在四川、尤其是强渡大渡河的艰苦历程及相关历史事件的史料和实物外，还陈列着纪念碑的各类获奖（收藏）证书和相关报道。

200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艰苦岁月”雕塑、“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等60件作品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成就奖”；

2017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创作稿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并颁发收藏证书……

1983年5月27日，《四川日报》刊发消息《缅怀勇士当年业绩 学习勇士革命精神 广大群众纷纷瞻仰“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文中称：“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由青年艺术家叶宗陶设计。这座别具匠心的巨型雕塑，粗犷孔武而不失端庄，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

1983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第20期封面，是“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雕塑），作者署名：叶宗陶、许宝忠、高彪；

2022年11月6日，《解放军报》刊发《礼赞英雄 传递力量——品读“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文中称：“‘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主体人物造型静中寓动，表现手法大刀阔斧，呈现出渊渟岳峙般的大气磅礴气象，直击心灵。作品在表现历史和英雄、追求崇高和壮美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创作的新探索……是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纪念碑雕塑的代表作。”

叶宗陶走了，但他的同事并没有忘记他。

叶宗陶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没事就照一照。只见他一会儿怒目圆睁，一会儿又放声大笑。其实，他照镜子不是爱美，而是寻找塑造红军头像的最佳表情。40多年过去了，防疫站的同事回忆起叶宗陶当年照镜子时的样子，轻轻地笑了，只是眼泪早已夺眶而出。

叶宗陶走了，他的同行也没有忘记他。

1985年，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毓山领衔设计飞夺泸定桥纪念碑，下游正是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所在的安顺场。叶毓山曾感慨地说：“雕塑界有种说法，雕塑家创作的黄金时期是在60至70岁，叶宗陶才30岁出头，算得上是一位天才雕塑家、少年雕塑家。可惜英年早逝，天妒英才啊！”

叶宗陶走了，他的亲人更没有忘记他。

叶宗陶的三弟叶宗舜在电大毕业时写的论文，题目就是《叶宗陶评传》；四弟叶宗明原是挤牛奶的工人，恢复高考后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拿起了画笔和刻刀，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他以纪念碑为原型，创作了一尊叶宗陶手持纪念碑的全身雕像。

红军长征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具有永恒的纪念意义。

1997年6月，中宣部公布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地”名列其中；

2006年5月，国务院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含纪念碑、纪念馆）作为合并项目，归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泸定桥”名录；

……

90年来，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今天，阳光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熠熠生辉。

（作者系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