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重症医学专业的医生，每年会“拉回来”很多人，也会“送走”很多人。这些年，我始终在思考：我们该为那些没有死去、却也好不起来的患者做些什么？

年少气盛时，我认为ICU医生的核心命题，就是评估什么样的生命有意义，然后想清楚打算用多少成本去推迟死亡的到来。

2000年，我职业生涯之初遇到了一个叫安安的11岁女孩。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坐着轮椅进来的，非常消瘦，但是个头已经很高，长得很好看，经常会口唇发紫。我想把她从轮椅上扶下来，她直接推开我的手，说：“不用扶，我会走路。”我问病史的时候，她皱着眉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你又不会开刀。”

我从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她已经错过了所有手术时机，治疗的意义并不大。她母亲本是个会计师，为了照顾她辞了职。她还有一个妹妹，她的父亲一个人养4口人，还得负担安安的治疗费用。

我问安安的妈妈：“你们这次来医院的目的是什么？坦白说，她不能接受手术了。”她妈妈说：“我们从她小时候就告诉她手术能够解决问题。手术后，她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就能够好起来，就能够上学。”

但真相是，心肺联合移植是她唯一的希望，而浙江省第一位接受心肺联合移植的患者，只存活了83天。谁来告诉一个11岁的孩子，她的生命可能只有那么短的时间？

那天，一位医生坐在安安面前问她：“安安，你怕不怕手术？”她说：“我不怕。那些小小孩都接受了手术，不做手术就不会好。”医生又问：“手术风险很高，你知道吗？”她说：“我知道。你们可以拿我做实验。”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然后医生问她：“如果手术没有成功，怎么做能让你觉得不遗憾？哪怕是一年生的蒲公英，也应该开成一朵花。所以，我们先去实现你的愿望。”安安想了一会儿，在纸条上写了三个愿望：第一，我想去看蓝色的海；第二，我想在大学课堂里听老师讲宋词；第三，我希望有一个像孙少平（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样高大的男生，陪我去看一棵树龄1500年银杏的落叶。

这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最真挚的愿望，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鼻子发酸。她的父母和我们一起帮她实现了心愿。

在安安出院之前，我送她一本书——《飘》，因为我想让她记住：明天是新的一天。

看完落叶之后的那个冬天，安安去世了。如今，移植技术已经向前发展了20年，但安安的生命仍然不是技术能够挽救的。但她有机会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让我一直记着。

回到ICU医生的职业命题：什么样的生命有意义？你打算用多少医疗成本去推迟死亡的到来？这个成本，不能用钱算，我们应该用精力、爱心、能力、生命力去推动生命走向圆满。推迟死亡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让那个句号画得更加圆满。（据《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