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是深埋心底的一粒种子,不经意间破土,便悄然长成一片葱茏。2019年的四川,夏天依旧燥热,蝉鸣不止,世界仿佛一切如常,可我的生命却在这一年悄悄转了一个弯。
盛夏惊澜,白衣下的凝重
化验单上,“白细胞1.1×109/L”这几个字格外刺眼。我虽不懂数字背后的含义,但那个紧随其后的“↓”符号像一枚隐形的针,轻轻扎进心里。家人的反应比我更焦急,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焦虑,追着主治医生不停询问。我抬头望去,医生短发下的眉头微微蹙起,口罩遮住了她的表情,却遮不住弥漫到空气中的凝重。
她轻声问我最近的身体状况,我一一回答。听到我说没有发烧感冒,她似乎松了一口气,随即转身对家人说出那句让我心头一震的话:“立刻安排住院。”我还在茫然中,已被带到住院部。长长的走廊安静得有些空旷,我被安排进一间双人病房,却只有我一个人住。主治医生叮嘱我一定要戴好口罩,又搬来一台空气消毒机,轻声说:“这个不能关。”
盛夏的午后,我一个人待在病房,窗外是明晃晃的阳光,屋内只有电视的声音做伴,一丝说不出的孤单悄悄爬上心头。
微光入怀,笑里藏着温柔
不知过了多久,主治医生带来一位年轻的医生姐姐。她约莫20岁出头,圆圆的脸,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笑起来时眼睛弯成月牙。她走近我,声音轻柔得像一阵微风:“有没有哪里特别难受?”我摇摇头。她笑了,那笑容像一缕阳光轻轻落在我心上。“那就好。”她说。
从那天起,她常常来看我。有时没有主治医生陪同,她就坐在我床边,和我聊天。她说她也有个妹妹,比我大一点,调皮,不爱学习。她说这话时眼神温柔,像是想起了什么美好的事。“你就叫我姐姐吧。”她说,“你很勇敢,一点都不怕。”其实我在心里悄悄回答:有什么可怕的呢?有你在,就连消毒水的味道也变得不那么难闻了。我开始期待她的到来,期待她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笑容。
可明天到来之前,先来的是手术。主治医生告诉我,白细胞指标一直偏低,需要做骨髓穿刺,排查是否有其他病变。如今我知道那只是一个小手术,可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像一场无声的惊雷。恐惧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我忍不住想:我是不是得了绝症?未来会不会再也见不到阳光?
就在这时,姐姐来了。她轻轻握住我的手,语气坚定而温柔:“这只是检查,不代表已经病变。”她的话语像一双手稳稳托住了我不断下坠的心。手术台上,麻药缓缓注入身体。我能感觉到穿刺针一点一点深入我的髂骨,那种感觉难以言喻——不是尖锐的痛,而是一种深至骨髓的酸胀,像是有什么正从身体最深处被轻轻取出。我闭上眼,在心里一遍遍默念:会没事的,会没事的。
手术结束后,姐姐又来看我,还带来了两个梨。“结果过几天就出来,别紧张。”她说。她的笑容依然明亮,像暗夜里一盏不灭的灯。
当结果出来,确认没有病变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主治医生调整了治疗方案,开始用一种升白细胞的药物。护士先为我做了皮试,没有异常,可当药液真正输注入血管时,世界却突然天旋地转。我的耳朵像浸在水中,闷得透不过气。我想喊,却发不出声音,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呼吸越来越急促,冷汗湿透了病号服。护士迅速停止了输液,医生们也赶了过来。在一片混乱中,我只感觉到一双手稳稳扶住我,有人为我戴上氧气面罩。等我稍稍平静,才发现是姐姐。她轻轻用皮筋帮我扎好散乱的头发,用纸巾一点点擦去我额头的冷汗。那一刻,她的动作那么轻、那么稳,像在对待一件珍贵的瓷器。
谁也没有想到,皮试无碍的我仍会对药物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那种劫后余生的心悸久久回荡在身体里。好在之后的每一天,白细胞的数值都在慢慢回升,像春天里冰封的河流,终于等来了奔流的声音。
出院那天,姐姐来送我。她依旧笑着,眼睛弯弯的,像盛满了光。“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她说。我用力点头,把那笑容深深印在心底。
薪火相传,以笑照亮前路
康复后回到被阳光晒得灼热的正常世界,生活重新被课本、考试和青春的烦恼填满,那个夏天仿佛只是一个被匆忙翻过的章节。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被永远地改变了。
如今,当我坐在图书馆里,面对厚重的医学典籍,当复杂的名词和繁复的图谱几乎要将我淹没时,我偶尔也会感到疲惫。而就在那个瞬间,记忆总会精准地溯回——我会想起那间安静的病房,想起那台嗡嗡作响的消毒机,然后清晰地记起她的笑容。
那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姐姐,她的笑容并非多么灿烂夺目,却像穿过层层阴云的第一缕确凿的阳光,温暖、稳定,带着一种能让人瞬间安心的力量。它告诉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白色世界里,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本身就是一剂良药。
我终于明白,我想成为的,不仅仅是一个能解读化验单、熟练操作的医生。我想成为的,是像她一样,能拥有那样笑容的医者。
我想用那样的笑容,去迎接每一双惶恐不安的眼睛;想用那样的笑容,告诉每一个身陷困境的人——“别怕,我在这里”。我想让我的笑容,也成为一种穿透疾病阴霾的光,不刺眼,却足够明亮,足以照亮一小段崎岖的路。
她的笑容,像一颗无意间落入我心中的种子,经过岁月的灌溉,如今已破土而出,长成了我此生想要奔赴的方向。 (何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