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窗户半开着,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坐在床沿,微微佝偻着背,双手无意识地搓动着。我轻轻走过去,他抬起头,眼神里有种恍惚的游离,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在看这个世界。
他是汪先生,47岁,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此刻正深陷于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中。他的主诉很长:情绪高低起伏12年,感觉被监视、被害7年,最近情况急剧加重。
“汪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我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保持着安全而友善的距离。
他沉默了几秒,像是在努力接收和处理我的声音,然后缓缓地说:“心慌……头皮一阵阵发麻。脑子里很乱,有时候,你们说话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听不清……”
这不是我第一次与他交谈。我知道,那所谓的“精神病性症状”——被害感和被监控感,像一层无形的蛛网,将他紧紧缠绕,隔绝了他与真实世界的连接。
探寻:被症状掩盖的“人”
在最初的几次沟通中,我尝试绕过那些冰冷的症状名词,去探寻症状背后那个完整的“人”。
“在生病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问。
听到这个问题,他眼中那层“磨砂玻璃”似乎透进了一丝微光。“设计师。”他吐出三个字,语气里带着一丝许久不见的自豪。“室内设计,我画过很多图……很多人的家都是我设计的。”
随着谈话深入,一个更为立体的形象浮现出来。他曾是家里的顶梁柱,孝顺父母。即使离婚后,他也独自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每天要接送她们上学、放学,给她们煮饭。”他说起这些时,语气平淡,我却听出了一个父亲最朴素的担当。他描述的日常里,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与责任,而这恰恰是平凡生活中最坚实的部分。
困境:失控的世界与失能的自我
然而,疾病将这看似稳固的一切都击碎了。
“孩子不听话”这个在许多家庭中常见的导火索,对于汪先生脆弱的精神世界而言,却是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他作为父亲的责任感与患病后的无力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他描述那种感觉:“心里像有个洞,一直往下掉。他们说话,我听着,但进不到脑子里去。我该去给他们做饭了,但身体动不了……我连饭都煮不好了。”
这种“失能”的痛苦,远胜过心慌和头皮发麻。一个曾经能用图纸构建出温馨家园的设计师,如今却无法为自己的孩子做一顿简单的晚餐;一个曾经的家庭支柱,如今却感到自己成了累赘。他的被害感,或许正是在这种极度的失控与自我怀疑中,滋生出的扭曲解释——当内部世界无法理解时,便将矛头指向外部,认为是“外界”的恶意在监控和迫害他,这反而成为一种病态的、痛苦的自我保护。
重构:用叙事修复生命的“设计图”
在一次深入的谈话中,我运用了叙事护理的理念,尝试帮他分离“人”与“问题”。
“汪先生,”我轻声说,“我听到您说的‘心慌’‘麻木’和‘被监视的感觉’,这些听起来像是一个叫‘双相’的疾病在您身上搞的破坏。但它不等于您本身。您看,在它来袭之前和来袭的间隙,您一直是那个有担当的儿子,是那个爱孩子、为他们做饭洗衣的父亲。是那个能创造出美好空间的设计师。”
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反驳。
“我们能不能试着想象,那个‘有担当的父亲’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他现在只是暂时被疾病的浓雾困住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做的所有治疗,吃药、谈话、休息,就像是在为那个真正的您,拨开这些浓雾,清扫出一条回家的路。”
他没有立刻回答,但紧蹙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些。
希望:在裂痕中寻找光
在后续的护理中,我有意识地引导他关注自己微小的进步。
“汪先生,昨晚听说您睡了四个小时,没有中途醒来,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您今天能清晰地告诉我您想吃面条,这就是反应在变快。”
同时,我也鼓励他将设计的天赋用于康复。有时,我会给他纸笔,不要求他画什么,只是随意涂鸦。当他笔下出现一条流畅的线条,或是一个有意识的几何图形时,我会真诚地赞赏:“您看,您设计师的手感和审美一直都在。”
渐渐地,虽然他依然会被心慌和幻觉困扰,但在某些瞬间,当他说起孩子的一个可爱表情,或是评论窗外建筑的某一处设计时,那个被疾病深深掩埋的“真正的他”,会短暂而清晰地闪现。
他的故事告诉我,护理一名精神心理受困的患者,不仅仅是管理他的症状,更是见证并守护他那被症状掩盖的、珍贵的自我。汪先生不是“一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他是一位父亲,一个儿子,一位设计师,他正在经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风暴。而我的工作,是成为他风暴中一个稳定的灯塔,不断地提醒他,也提醒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破碎与混乱之下,那个有担当、有爱、有才华的生命内核,从未消失,它正等待着被重新看见,被温柔地唤醒。
这条路很长,但每当他能多认出一点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们便知道,曙光就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