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15分，川西小城雅安市天全县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天边的启明星刚刚升起，79岁的老中医陈怀炯已从睡梦中醒来。吃过简单的早餐，他披上雨衣，拉上院门，蹬上助力车，向天全县中医院骑去。

       即使已经退休14年，他仍每天风雨无阻去医院坐诊。行医64年，他把生活过成了精确到秒的时钟，自己也成了川藏公路上这座小城里的一个传奇。他毕生致力于以中医治疗骨科疑难杂症，虽然2006年就入选四川省十大名中医，却坚持只收1元钱的挂号费。择一事，终一生，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为他赢得“大先生”的美名。

       小县城中医院年接诊52万人次

       凌晨4点55分，天全县中医院门诊部静悄悄的。陈怀炯骑着自行车进了大门。“大先生，早！”门口的保安对此早已习惯。医院的门诊向来开得很早。小城的冬季，要临近8点才日出，大夫们仍然在早上7点前就整整齐齐坐进了诊室。

       但对于他们的老师陈怀炯来说，7点钟已经太晚了。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凌晨5点接诊的习惯，大年初一都不例外。见到陈怀炯来了，等候在诊室外的一名患者连忙起身，双手合十，躬身行礼。身旁的妻子抢过陈怀炯手中的水壶，一溜小跑向开水房奔去。

       患者名叫诺登，来自700多公里外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几个月前，他在干农活时左腿受伤，由于当时处置不当引发了骨髓炎，之后病情不断恶化，面临截肢。“亲戚说天全有位大先生，治好了很多人骨头上的病，我们就坐了三天汽车来看病。”他的汉语不流利，用手比画着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两个月的悉心治疗下来，诺登如今已经可以丢掉拐杖慢慢行走。见到这位每天都来得很早的老熟人，陈怀炯小心翼翼地揭开他左腿上的纱布，弯腰仔细检查后，又轻柔而熟练地为他换药。“再换一次，你就可以回家了。我再给你们开点药，自己带回去用。”他连比带画地叮嘱道。再一次，诺登夫妇双手合十，躬身行礼，不住地说着“瓜真切”（藏语，意为“谢谢”）。

       凌晨5点10分，眨眼的工夫，诊室里已经人声鼎沸。患者有的来自200多公里外的大凉山，有的来自400多公里外的达州市，还有的来自内江、广元、宜宾……

     “来天全的外地人里有一半是到中医院看病的。”天全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这并非空穴来风。天全县常住人口约12万人，天全县中医院2022年门诊量却达到52万人次，其中超过45万人次为骨科患者，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慕名而来的。

       长年的高强度工作，吃饭不定时，让他落下了胃溃疡的毛病。加之上了年纪，他也饱受高血压的困扰。但只要走进诊室，自己的一切病痛似乎都可以被自动屏蔽。退休前，陈怀炯只在每周二下午休息半天，每年接诊的病人超过3.8万人次。退休后，他仍坚持每天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坐诊，一天要接诊七八十个病人，去年接诊量超过2.9万人次。

       这背后，不仅有精湛的医术作为底气，更有承担风险的胆量与责任心。1975年起，医院将5毛钱的挂号费坚持了28年。直到2005年医院建立电子信息系统，才不得已上调挂号费至1元。“1元钱的专家号”让天全县中医院远近闻名。

     “来我这里就医的群众大多数不富裕，在以前大多是自费就诊，我当初就是希望能给穷苦百姓提供一个遮风蔽雨的‘岩窝子’。我们当医生的，既要治好病人的伤痛，也有责任减轻他们的负担。否则治好了病，人家日子没法过下去，治好了也没意义。”陈怀炯的话很朴实。

       不穿袈裟的“汉地活佛”

       陈怀炯出身中医世家，家族行医已有200多年历史。陈怀炯说，对于陈氏家族而言，行医从来不是一门生意。“老一辈坐堂行医时，就对穷人免费，只收富人诊金。”20世纪50年代初，天全“陈氏骨科诊所”已经誉满周边。1959年，15岁的陈怀炯成为陈氏骨科的第三代传人，完整学习了祖传的中医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骨伤等外科技术。

       1975年，时代浪潮中，为了能将所学继续服务群众，陈怀炯将诊所、独门骨伤诊疗手法和祖传药方都一起献给了国家，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的天全县城关镇骨科医院。1980年，医院更名为天全县中医医院，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65岁的天全县居民白瑞敏是陈怀炯出师后的第一批病人之一。幼年时期骨折后的治疗过程成为她最早的记忆之一。多年以后，走在大街上遇到陈怀炯，她依然会远远地打招呼：“大先生，您还记得我不？我的手是您治好的。”

       这样的招呼，陈怀炯常常遇到，大多数人的姓名他早已不记得了，但他的名字却无人不晓。“在这里，我们基本都晓得大先生是谁。”出租车司机的话道出了陈怀炯在一方百姓心中的地位。

       大先生究竟有多厉害？

       有些事情是我们听别人讲的——

       1982年，作家魏巍从北京来到天全采风，一天在下乡途中脚部不慎受伤骨折。当他被送到中医院时，陈怀炯用手一摸，立刻判断出骨折的位置。当时的县中医院还没有X光机，县里安排他到县人民医院拍片。片子出来一看，和陈怀炯诊断的结果丝毫不差。在中医院治疗10多天后，魏巍可以下床活动，20多天后，就行动自如了。后来他回到北京，特意给陈怀炯写去感谢信，寄去《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人民作家人民爱》等作品。

       还有一些事，是我们亲眼见证的——

       采访当天，一位直不起腰、坐着轮椅被推进诊室的男子，经过治疗后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在家属的搀扶下迈开了步子。

       陈怀炯的诊室有个规矩——病人不分贫富贵贱、职位高低，除了外地病人可以优先看诊之外，所有人必须按挂号顺序来。谁若坏了这个规矩，他会毫不留情。

       地处川藏公路交通要道，天全县中医院每年接诊藏族患者超过1万人次。除了川西地区的老乡，还有不少来自青海、云南、甘肃和西藏的患者。每当病愈出院，藏族同胞往往会按照民族习惯“放生”一条鱼。久而久之，天全县中医院的水池成了鱼塘。

    “在我们心里，大先生就是不穿袈裟的汉地活佛。”诺登的话道出藏族老乡的真挚感恩。

但在陈怀炯看来，并非医院照顾了少数民族患者，而是这些同胞支持了医院的发展。以医为媒，小小的中医院成了一座连接汉藏情深的桥梁。

       一生的大医情怀

       退休前的陈怀炯，身为院长，在全院工作时间最长，工作量最大，却一直坚持和科室一般人员拿着同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衣衫朴素，粗茶淡饭，鲜有社交。他至今仍与自己的两个弟弟共住在天全县城郊的一个老院子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即使14年前退了休，仍坚持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坐诊。午休后画画、练字、打拳、看书，每一分钟都不浪费。

       他仍然保持着和衣而眠的习惯。过去医院常有深夜急诊，他为了省事，每晚洗漱后便换上一身外出的便服，方便随时起身出门。轻触他的一双大手，几乎每个关节都明显地凸起——那是长年用力落下的病根。

       在儿子陈若雷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总是忙忙碌碌的。即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的也是病人。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他和妹妹陈若雨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陈怀炯一生淡泊名利，推辞了许多荣誉称号，也两次婉言谢绝主任医师职称。医院陈列室和他的诊室里从不挂锦旗和奖牌。但孙思邈《大医精诚》中的这段话被贴在了诊室的外墙上，成为他一生的追寻——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活着一天，就为病人服务一天，这是医生的本分。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尽这份心。”他一边挥毫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日离开他家小院前，听说记者有颈椎病，他特意带着记者打了一套拳，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日常的保健预防方法，千叮万嘱了许久，比采访时健谈了许多。汽车开出去一阵后，我们回头看见他还倚着院门挥手。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