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姆”是犹太神话中由黏土、水及符咒构成的人形傀儡，既不了解自己有多么强大，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笨拙和无知。

       医学也是一个勾勒姆，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复杂造物。面对可能出错的医学，我们该怎么办？

     《勾勒姆医生》是一本奇书。依据犹太教法典记载，“勾勒姆”是由某位亚圣造出来的“泥人”，因而，不具备神的全能智慧。无疑，诞生于神创时代的勾勒姆具有明显的英雄主义特质，他会为人类福祉服务，拯救人类于苦难之中。但是，它也有笨拙、莽撞的一面，潜藏着危险。

       安慰剂与安慰剂效应

       作者之一的柯林斯亲历了儿子遭遇严重车祸的救治历程，深感标准化的急症处置模式的效率，但慢病时代的来临，病有百态，他又感叹“替代模式”的无力、无奈。

       被作者称为“医学中的重大难题”，自从抗生素的诞生以来，人们对病因治疗的认知大大强化，尤其是靶向类抗癌药物的横空出世，更让药物治疗意识走向精准化。其实，药物治疗有四个层次，一是病因治疗，二是发病学治疗，三是症状学治疗，四是安慰剂治疗。安慰剂虽然位居末位，但并非没有疗愈效果，只是人们不解，为何安慰剂效应常常超出安慰剂本身的药效动力学的解析。这不得不诉诸人文药理学，也就是说，从“战争模型”角度看，某药物并无明显的病因对冲或拮抗作用，但患者的病况改善却十分明显。原因何在，那就是“心病还需心药治”中的“心治”，身心社灵复合干预所形成的非药物疗效，或许该药存在未被认知的潜在的靶向作用，或许是患者对于该药期待强烈，或许是医护在用药过程中的情感、语言、陪伴、抚慰等复合效应凸显，共同激发了体内的某种内源性抗病因子，呈现出慢药急效，轻药重效，甚至无效之效。因此，安慰剂的疗效实实在在，并不虚假。由此可见，安慰剂效应极大地冲击了生物医学模式中的药理解释机制，为人文医学开辟了新的航道。

       冒牌医生现象

       古往今来，医学的专业性门槛及医护社会地位的美誉度，使得江湖骗子跻身其中，非法行医。如书中所列举的十余位冒牌医生，每人都有独特的包装术，伪装力。不过，并非所有的冒牌医生都是谋财害命的“浑球”，莫里哀的《屈打成医》就以喜剧的形式塑造了冒牌医生的正面形象。樵夫斯嘎纳赖尔与妻子失和，其妻为报复，把丈夫斯嘎纳赖尔当作名医引荐给一富绅，为其女儿“治病”。谁曾料想，斯卡纳赖尔凭其智慧和勇气，准确地找到了姑娘的“病根”，而且还施展“医术”，使其如愿以偿地与所爱之人结成眷属。莫里哀的剧作告诉我们，医疗过程不仅仅只是躯体病况的识别，干预，还包括社会困境、心理纠结、文化冲突的洞悉、把握、纾解。冒牌医生虽然在医学专业知识方面远不及职业医生，但其智商情商、社会交往能力，沟通艺术都有高水准的呈现，以至于某些冒牌医生被揭露之后，仍有许多病家笃信不疑。冒牌医生的盛行也反衬出重技术、轻人文的偏科时尚，商业化、官僚化的医院文化，医患关系不仅失温，而且还失信、失和，因此，要杜绝冒牌医生现象，除了加强监管之外，还需改善“人文贫血”的境遇，提升医学的关怀水准。

       心肺复苏术不可逢死必复苏

       众所周知，心肺功能的衰亡是全身衰亡的扳机点，因此，现代医学在心肺复苏技术的探索方面致力最勤，投入五个骨干科室介入其中，重症医学科、心脏（内外）科、呼吸（内外）科、胸外科、麻醉科都在此发力。加上声光电磁技术的导入，也为心肺复苏提供了完美的支持，人工起搏器、电除颤仪，心肺功能替代仪，人工肺（ECOM），还有心肺移植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人类“起死回生”的能力大大加强，正在重新定义死亡，不仅濒死期拉长，濒死复活的概率大大提升，即使是进入临床死亡期，也还尚存复活的可能。心肺复苏技术的普及，不仅造就了一批不死不活的“植物人”，也使得癌症晚期、深度衰老患者临终期也要经受心肺复苏的无谓折磨，似乎，最后时光不施行心肺复苏，子女就是不孝，医护就是违背“永不言弃”的职业诺言，殊不知，死亡是人生的最后落幕，无法逆转，应该尊重死亡的自然进程。无疑，对于急病急死（车祸、溺水、意外灯光），要尽快介入心肺复苏，但对于高龄人群的慢病慢死、慢病急死，就应该避免施以心肺复苏术。犹如我们手中有榔头不必到处都去敲，我们掌握了心肺复苏术，也不可逢死必复苏。

       疫苗接纳与犹豫

       疫苗被认为是人类应对传染病的利器，工业化的疫苗生产与接种是20世纪抵御传染病的伟大创举，疫苗有益论风靡全球，随后，在西方出现了疫苗算计，继而又出现犹豫与抵制一族。先说疫苗犹豫，当一定比例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之后，那些剩下的未接种人群就可以获得免疫屏障的保护，因此，他们无须接种疫苗，就可获得被动免疫，这样一来，没有接种疫苗之后的副反应，又获得了免疫，何乐而不为。 

       最后一批疫苗犹豫者可能被指责为“自私自利”，受到道德和良心的审判；联合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接种，副反应叠加，严重者会危及生命，这就给接种者带来疫苗恐慌，作者之一的平奇就自主决定自己的孩子分开、错期接种，以减少副反应发生的概率。这显然不只是平奇一个人的选择，而是“知情同意权”的正当行使，却被医护定义为“不负责任的父母”，难道绝对服从就是负责任，坚持自主评估，自主选择反而是不负责任？这背后缠着“公众理解医学”的巨大暗箱，任何科学知识与结论，都存在着双向辩护的空间，一只黑天鹅的存在就会颠覆“白天鹅”的群体印象，只有充分知情、充分理解，才会愉快接纳。同时，社会要为疫苗副反应受害者编织保护之网，如提供救助基金，才能从社会面消除“疫苗恐惧”，减少“疫苗犹豫”。

       推而广之，医学的不确定性（副作用）阴影几乎笼罩了现代诊疗全程，“公众理解医学”的任务十分艰巨。在“结语”中，两位作者一致感叹《勾勒姆医生》的写作难于《勾勒姆科学》与《勾勒姆技术》，显然不是知识谱系的难度系数更大，而是医学的“顶天立地”，既触摸到科技前沿的天花板，又深植百姓的生活起居。

       每一个人都是患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与家人的健康卫士，健康传播是流量最大的传播，医学、医疗行业、医药产业关乎每一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每一个家庭的荣枯兴衰。因此，勾勒姆“造福”与“造孽”两面性的揭示，医学的建构（颂扬）与解构（挞伐），不能发生大幅度的偏倚，但又很难做到不偏不倚。犹如空中走钢丝的杂技表演，平衡感来自平衡杆，但愿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根“平衡杆”。（文/图 据中国医院协会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