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传统DRGs，肿瘤项目的价格是两万元一口价，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病例都会超支，一个月下来总要超支几十万到上百万元。
“基本上每个月都很郁闷，那时候系统需要人工核对每一个治疗组，查清楚每个病人超了多少，节余了多少。每个治疗组都要花很大人力去完成核算。”王姗说，“2018年新系统上线以来，这项工作就再没做过，对临床工作是一个最大的改善。”更重要的变化是大数据DRGs对于疾病与治疗方式的支付价格更合理了。例如，按以前的医保管理，胃肠疾病住院的均次价格约2万元，但实际上阑尾炎的花费只要9000元，而胃癌的花费高达8万元。因此，科室收了高价的病例就要去找一些低价的病例来对冲均次额度，这种方式简单粗暴。
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袁向东说，过去医院用总额加均次这两个指标核定支付价格，但是公立医院不可能因为病例价格低而拒收患者，“比如做一个主动脉夹层手术，需要35万，但均次价格是2.6万，那科室就得收很多别的病历来平账，因为最后是要核算到科室的。现在是按疾病难度和消耗的资源形成的分值进行医保支付，所以35万就是35万。”
按不同的实际价格支付，减少了上述组内交叉互补的现象。在这种方式下，过去烦恼王姗的超支现象就消失了。在这样的价格下，再通过加速康复等方法缩短了治疗周期，就可以实现合理的结余，一般可节约一成左右。
推动大数据DRGs
护士长是关键
这是否意味着大数据DRGs依赖信息化技术即可，不需要太多人为干预？
袁向东提及改革中的经验，却在意料之外：广东省人民医院推动大数据DRGs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竟然是护士长。
“大部分科室里其实都是护士长‘当家’，大专家哪有时间，所以我们要把护士长的潜力发挥出来。” 在他看来，科室主任与护士长往往是“男闺蜜与女闺蜜”的关系。
王姗曾发过一篇论文，讲述了她所在的科室如何做医护一体化的合理监管用药。在实行大数据DRGs之前的几年，科室主任就已授权给她，如果发现不合理用药，可直接停药。不过，她并未太多干涉医嘱。
2018年的试点结果出来，因在节约医保资金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广州市医保局奖励了广东省人民医院等近四成的广州市各家医院。过去，医院医保处要一个个科室去宣传，现在则是各个科室主动致电医保处，预约沟通时间。以前病案科要求临床科室修改病案首页，临床科室根本不理，现在都主动去学习。
大数据DRGs中有一个分值单价（即费率）的概念，类似于点数法，以保证医保最后的运行结果不超过年初的总额预算，也可理解为过去的“工分”。
医院事先不知道当年的分值单价，一年结束后，全市的总额预算除以所有医院的总分值，才可得出分值单价的具体金额。此外，不同级别的医院再乘以各自的权重，以及重点学科加入一定的系数，调整医院的费用趋于更合理。2018年广州分值单价是15元左右。
全市当年医保总额预付127亿元，但一年下来医院实际只发生了116亿元，相当于大数据DRGs的实施，为广州市医保在2018年省了11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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