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大安区永嘉乡一处安置房里，郑昊晨坐在书桌前，眼睛几乎贴着本子写着数学题。他的眼球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颤动，每落一笔都要停顿片刻。桌上的电子助视器摆在手边，时不时拿起来看一看题。

然而就是这个15岁的少年，裸眼视力仅有0.04。一个多月前，他以总分781.8分、物理满分的成绩，被蜀光中学提前批录取。

“都接受了，习惯了”

7月22日，记者来到郑昊晨的家。客厅的地砖、茶几和衣柜，都是好心人资助的。母亲刘艳的哮喘喷雾，常年放在饭桌一角。

刘艳回忆，视力问题在郑昊晨刚满月就发现了。那时母子俩在宁波，坐公交车时，车子晃了一下，她低头看儿子，发现小昊晨正歪着头、眯着眼。

从那天起，刘艳带着小昊晨奔波于各个医院。宁波、自贡周边、成都……能去的地方都去了。每一次出发都揣着希望，每一次回来都沉默不语。挂号、检查、等报告、听结果，这套流程重复了无数次。第二家医院、第三家医院……诊断结果一个比一个沉重——双眼瞳孔变形、眼球震颤，近视超过1000度。2016年，小昊晨被鉴定为视力二级残疾。医生告诉他们，最坏的可能是失明。

记者后来在郑昊晨家里问他：“跑了这么多家医院，每次听到结果的时候，心里怎么想？”

他坐在旧书桌前，手指轻轻摩挲着桌沿，声音很平静：“都接受了，习惯了。”

“他学习上，我从没操过心”

房间里，旧书桌占据最显眼的位置。桌上堆着高一数学试卷，草稿纸铺满整个桌面。

因为眼睛看不清，意味着他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初中三年，老师的讲台边专门给他留了一个座位——离黑板最近的位置。可他依然看不清板书，更多时候只能靠听。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他就仔细听老师念出来的内容，一边听一边在脑子里构建图形。

“在学校上课我主要靠听，听得清的就听，听不清的回来自己找网课补。”郑昊晨说。课后他就用那部旧手机在网上找免费课程，一节一节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按下暂停，自己在纸上推演，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有一道函数题他用了整整两页草稿纸计算，最后发现是最开始的一个符号看错了，又重新来。“他学习上，我从没操过心。”刘艳说道。

初中三年，他靠这种方式跟上了所有课程，还提前学完了高一数学，开始看大学微积分和线性代数。

“长大了想干什么？”记者问。

“应用数学，研究天文。”他顿了顿，“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科目。”

初中阶段，郑昊晨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几次研学活动，去看了几所大学。回来之后他跟妈妈说，想去西安交通大学读数学系。

但当记者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没说治好眼睛，也没说考好大学，想了一会儿，声音很小：“我想要妈妈身体健康。”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镜头，只是低头盯着桌面。或许这个不善表达的男孩比谁都心疼妈妈的不易。

生活中，他虽然看不太清楚、行动不便，但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每次在校领取的免费水果，他都带回家与妈妈分享。

“往后，我不用只靠耳朵了”

中考成绩公布后，川观新闻报道了他的事迹。随后，大众健康报联系到成都爱迪眼科医院。得知昊晨的事迹后，医院主动表示愿意为他开展全套专业眼部检查，并提供低视力康复干预支持。

7月23日，郑昊晨在母亲的陪同下前往成都。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望向窗外。刘艳坐在旁边攥着儿子的手，也没有说话。

爱迪眼科为郑昊晨开辟了绿色通道，组织多学科专家会诊。院长胡玉章教授为他做了系统检查。检查室里灯光柔和，郑昊晨坐在仪器前努力配合医生的指令，但眼球依然在不受控制地微微震颤。

检查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刘艳一直站在门外，隔着玻璃看着儿子，攥着背包带子的手指节发白。

诊断结果出来了——先天性脉络膜缺损、黄斑缺损，合并先天性眼球震颤和白内障。这样的眼睛，在目前的医学条件下无法治愈。

刘艳站在墙角，没有说话。

“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学习需要，给他配助视器，”专家团队给出了方案：单筒望远镜式助视器用来看黑板，远近两用电子助视器用来看书写字。有了这些辅具，他的课堂功能性远视力可以提升至0.3，是现有裸眼视力的近十倍。赠予昊晨辅具的同时，医院承诺每半年为他提供一次免费眼部检查，直到他考上大学。

设备调试那天，医生把单筒助视器递到郑昊晨手里。他慢慢举起来，对准远处的白板，一点一点转动旋钮。远处那团模糊的光影逐渐聚拢——字迹浮现出来，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往后，我不用只靠耳朵了。”那一刻，郑昊晨笑了。

记者手记

采访郑昊晨那天，他伏在桌上写数学题，眼睛贴着纸面，每写几个字就拿起放大器看一眼，再埋头继续写。整个下午他都在笑——说题算错了在笑，说想研究天文也在笑。一个15岁的男孩，把命运给的难题铺在桌上，一遍遍推导，一遍遍重来。

坐在郑昊晨旁几个小时，从他的话里，听不出一丝自己在吃苦的意味，我被他身上这种积极向上的认真深深打动。真心希望他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