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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3版(2025年10月15日) 上一版 下一版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在生死边界处 寻找生命延续的希望
□本报记者 侯文瑾 顾钧竹

       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机器的提示音背后,有一个安静的谈话间。这个谈话间里,活跃着一群特殊的身影——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里,是绝望与希望的连接点,是人间极致悲痛与无私不舍的见证地,更是协调员们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为生命寻找另一种延续的可能的地方。

       离开临床一线20年、身处行政岗位,现就职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的何飞——这位曾经的医学生,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当年许下的“为生命而行”的誓言。对他而言,协调器官捐献、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与他最初学医时那份“救死扶伤”的初心,从来都是同一条道路。

       缘起

       一个急诊夜,叩开生命摆渡之门

       多年前的一个急诊室夜晚,像一颗钉子,深深钉在了何飞的记忆里。

       一位年轻患者因意外溺水,大脑长时间缺血缺氧,意识深昏迷,预后极不乐观,医生已向家属交代脑死亡的可能性。在极度的悲痛与混乱中,患者的亲属主动提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动容的请求——捐献孩子的器官。

     “虽然后来因为感染严重,器官质量未达到捐献标准,捐献最终没有成功,”何飞回忆道,“但当我看到患者亲属,想要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孩子生命时的那种眼光,我深刻体会到了器官捐献的意义。”

       正是这个夜晚,让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项事业的重量,它不仅是医学层面的“生命传递”,更是对逝者的尊重、对生者的慰藉。后来,当他了解到国内器官捐献协调员紧缺,便毅然决定参加专业培训与考核。“我希望能用我的医学背景和沟通技巧,让更多生命得以延续。”

       成为一名合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绝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扎实的医学背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更要求从业者具备系统的沟通技巧、心理学知识和伦理法规素养等。每年,协调员们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年度考核,才能继续从业。

       2017年,何飞以优秀学员的身份,通过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在珠海举办的第25期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从此正式踏上了这条“生命摆渡”之路。何飞向记者展示了他手中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证。

       见证

       从破碎到延续,一个个家庭的命运交织

     “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服者’。”谈及工作本质,何飞反复强调,“我们是信息的传递者、沟通的桥梁,更是信心的建立者和情感的陪伴者。”每一次接触有潜在可能成为捐献者的家庭,都是一次与“悲痛”的对话,他必须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复杂的医学概念和捐献流程,清晰、温和地传达给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属。这背后,是极大的耐心、同理心,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何飞第一次协调成功的经历,让他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也更温暖的理解。

    那是一位正值壮年的出租车司机,为了撑起家庭,他不分白天黑夜地跑车。长期的作息不规律和过度劳累,让他突发颅内出血,最终确诊脑死亡。何飞在ICU接到报告后,心情无比沉重——他知道,这个消息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意味着天塌了。

    “当时,患者父亲来到医院时,还牵着患者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何飞的声音低沉下来,“我对他的印象好深刻,那是个夏天,小女孩吃着冰糕,乱蓬蓬的头发贴在小脸上。她对死亡的理解还很模糊,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要彻底见不到爸爸了……多年来,父女俩相依为命。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爸爸才如此拼命。这下,爸爸不在了,她只能跟爷爷一起生活。”

    面对这个瞬间崩塌的家庭,何飞感到一阵揪心。他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选择——一个让悲剧不只是悲剧的选择。最终,这个家庭作出了艰难却伟大的决定。年轻父亲的心脏、肝脏和肾脏,成功救治了四位危在旦夕的患者。他的生命,以一种 “跨越个体” 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 “活着”。

    “器官捐献不仅延续了他人的生命,也让这个雪上加霜的家庭,在悲痛中有了新的意义。”何飞说,除了协调捐献,他也尽力为这个家庭争取到了一些实际的帮助——积极向家属讲解相关政策,争取减免部分抢救费用,以减轻他们沉重的经济负担。    

       挑战

       失败是常态,“为生命而行”的初心不改

       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何飞必须心态平和。

       有的家属因传统观念而断然拒绝器官捐献,坚持“死者为大,须留全尸”,或是对器官捐献心存疑虑,担心背后存在不为人知的交易;也有的家属,即便深陷悲痛,仍毅然伸出手,去点亮另一个陌生家庭的希望。

    “做这份工作,难吗?”每当被人问起,何飞总是坦诚道:“难。”事实上,协调失败,才是大多数时候的结局。家属的不解、社会认知的局限、传统观念的束缚……每一次沟通,都像是一场没有把握的奔赴。

       但何飞从未因此退缩。“我们尊重每个家庭最终的决定。”他说,“协调员的责任,不是‘说服家属捐献’,而是提供清晰的信息,陪着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最充分的思考,让他们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作出最顺从内心的选择。无论最终是否捐献,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生命尊严的思考与尊重。”每当想到那些因器官移植而重获新生的患者,想到捐献者家属那含泪却坚定的眼神,他就知道,这份工作的意义远超过了他所面临的所有困难。对他而言,器官捐献从来不是 “冰冷的医学行为”:它可以是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对自己人生的最后交代;也可以是家属在失去至亲的悲痛中,选择 “把痛苦转化为希望” 的善举。

       如今越来越多人通过各式渠道,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何飞介绍,器官捐献一般在捐献者被专业医生判定为“脑死亡”或“心死亡”之后进行,并有严格的医学标准和法律程序保障。整个过程由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各省的红十字会、OPO(器官获取组织)以及器官捐献协调员共同执行,严格遵守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等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即使本人生前已签署捐献志愿书,在实际捐献前仍需直系亲属(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签字确认,家属有权拒绝。“如果有捐献意愿,可以在官方渠道进行志愿登记,并与家人沟通,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从临床医生到器官捐献协调员,何飞的身份变了,但“为生命而行”的初心从未改变。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协调员,用耐心、同理心与坚守,在生死边界上搭建起“生命的桥梁”,希望告别不再只有悲伤,让生命在传递中获得延续。


       记者手记

       当生命的列车缓缓到站,有人要在此刻告别,也有人选择把希望的火种轻轻传向未来。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站在这个生命渡口,默默守候的摆渡人。

       他们用专业和耐心,连接起两个世界的温度;用真诚和敬畏,守护每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他们让我们相信:爱,不会因生命终结而停止;希望,总能在最深的黑暗中发出光亮。

       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了解、尊重并支持器官捐献这件事,或许就是对这群“生命摆渡人”,以及那些在绝境中依然选择慷慨赠予的人——最温暖、也最真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