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上去，张铭大哥根本不像病人。当我们一行人走进病房后，他对这么多学生突然造访感到又惊又喜，说道：“哟，这么多人啊！”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那种久病在床气力渐消的低沉中一闪而过的惊喜，仿佛黑暗中迸发的一粒火星。

       这天，我们这些学生打算对他进行叙事医学的访谈。自我介绍时，我提到自己出生于新疆，张铭大哥两眼放光，对我说：“哎呀，我朋友之前说要带我去新疆玩的，结果我查出这个病来……”虽然字里行间充满了遗憾，但他眼里的光并没有熄灭——那是一种十分强烈的希冀，尽管身体被疾病禁锢在病房中，但他的思绪、他骨子里的自由，却如同熊熊烈火蔓延开来。

       让病人感到被尊重、被理解

       第一次访谈，张铭大哥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能察觉到他迫切想要向我们倾诉。许多相当私密的话语，他都坦然地讲给我们听。他的每一句话，条理都非常清晰。即便重病缠身，我们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当年那个驰骋职场、叱咤风云的高管形象。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是病人，直到注意到他微弱的气息，我才被拉回到现实中：他现在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癌症晚期病人。

       从张铭大哥的故事中，我切实感受到医学的特质。它不仅是理性的，也应该是温暖的、富有人情味的。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产生各种联系，这些联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态。医患关系对于病人的诊断、治疗及预后都至关重要。掌握专业知识的医生，应当是关系建立的引领者，应该给予病人充分的尊重，耐心地和病人交流，最终实现医患共同决策。

       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对病人有利？其实，对于张铭大哥来说，在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后，他最需要的医患关系是陪伴式的。他用一种郑重而感激的语气强调：这里的医护人员让他觉得自己被当作真正的“人”来对待。对于“这里”“真正”“人”这三处，他以极重的语气特意点出。我明白，他不只是在表达对这家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激，更是期望我们这些未来的医生能够把考虑病人的感受放在首要位置，让病人感到被尊重、被理解。

       张铭大哥曾经在许多医院就诊，他说：“我感觉很多医生只是机械地制订治疗方案，然后实施，并没有在意或者根本没有过问我的感受。我理解，医生一天门诊经常要接诊百十个病人，常常连水也顾不上喝，话更是多说不了几句。医院和科室名气越大，医生越是忙碌。他们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只可惜医生们如此辛苦，却没能让病人感受到温暖。”

   　 触及病人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

   　 访谈中，我深刻感受到张铭大哥的疲惫和无奈。目前的医学教育体系对于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相较于医学专业知识，仍然显得薄弱，这似乎与医学的内涵——理解、回应并努力缓解他人痛苦背道而驰。我们呼吁建立“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却并未对医学的心理和社会层面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实，癌症，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绝症”，它已经是一种身心疾病，病人会出现心理危机，产生恐惧、绝望、内疚和被抛弃的感受，甚至出现一些精神方面的并发症，损害着病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并对病程和治疗产生负面影响，对家庭的情感、经济，甚至社会劳动力造成打击。如何更好地回应病人的情感需求，如何提高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医学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我们每一位从事医疗行业的人用心思考。

   　 张铭大哥知道自己患病后，曾站在楼顶天台上想通过跳楼了结自己的生命，但经过一个小时的思考，他还是决定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想让家人在自己去世后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爸爸是在与病魔的斗争中牺牲的，他们的爸爸是一个“抗癌英雄”。尽管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好像一切于他都已经释然了，可我们明白，他曾经历过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折磨。

   　 我目睹过不少癌症病人与病魔顽强搏斗的经过，在我心里，他们早已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便癌症已经侵蚀她的椎骨，她依旧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坐火车从家到省会城市去治疗，痛得跪倒在站台上也要强忍着到达医院。她总是和病友们谈笑风生，从来没有向外人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哪怕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她也还是在电话那头笑嘻嘻地骗我说：“这周医生换了‘顺铂’，我用了几天感觉效果很好，我马上就会好起来，你放心吧。”

   　 和张铭大哥聊天，我似乎找到了现代医学所缺失的每一块拼图。每一位病人都是推动医学进步的一员。科学研究或许能够让人类从理性层面发现并解决困扰肉体的疾病，却无法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由浅及深，触及病人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也不能顺藤摸瓜，将由病人社会属性缔结而成的联系拓印在生命的图谱上。

       张铭大哥告诉我们，他之所以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是因为他想在生命的最后，为我们这些懵懂的医学生，留下一点属于他的独特的“贡献”。而我也希望，借由叙事医学，让更多医者从更关注病转向更关注人，更好地实现医学的价值。 （据《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