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李成光（化名）入职某置业公司。入职一个多月后，合作方某建设公司为促进双方合作、强化团队凝聚力，举办销售活动，并设置了拔河比赛活动环节。置业公司作为参与方，表示“这属于公司组织的集体活动”，便在公司内部工作群通知员工参加，李成光与刘明（化名）被指派参加拔河比赛。未曾料到，当天下午拔河比赛结束后，李成光突然脸色煞白，感到一阵剧烈的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虽经医院全力抢救，李成光还是在送医当天因右室心肌病引发心跳骤停死亡。

       2022年1月，李成光的母亲曾芸（化名）向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年5月23日又补正了相关申请材料。5月25日，人社局依法受理后，对刘明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刘明回忆，李成光是其下属业务员，工作内容为学习房地产知识、了解楼盘销售信息，工作时间固定为9时至12时、14时至18时30分。事故当天下午，他带着李成光在活动现场熟悉楼盘情况，之后一同参加拔河比赛，赛后休息时李成光突发疾病。

       2022年7月，人社局经过细致调查，认定李成光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从医疗机构初次诊断到他死亡，时间未超过48小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认定为视同工伤（亡），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然而，置业公司却不认可这份《认定工伤决定书》，随即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作出的工伤决定。

       一场因生命骤然逝去引发的“责任归属”拉锯战，在悲伤与争议中展开。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员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拔河比赛时发生伤亡，属于自甘风险还是履行职务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拔河比赛由合作方建设公司牵头举办，其目的是增进合作关系、强化团队凝聚力，具有明确的业务关联属性。置业公司作为参与方，不仅将该活动定性为“公司组织的集体活动”，还通过内部工作群通知并指派李成光、刘明等员工参赛，上述行为表明置业公司对该活动的认可与主导，且活动与企业的团队建设、业务合作推进存在直接关联，属于用人单位经营管理意志的直接体现。

       法官认为，从时间与场所维度上看，事发当日下午，李成光在固定工作时间内，先跟随上级在售楼部开展本职工作，后服从上级指令参与在售楼部现场举办的拔河比赛，活动地点属于工作场所的合理辐射范围，时间未脱离工作时段，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客观要件。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服从用人单位的安排进行相关活动，是劳动关系中常见的场景，也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体现。

       法官认为，本案中，李成光在参与公司指派的活动过程中突发疾病，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从发病至死亡未超过48小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的情形，应视同工伤。而自甘风险的构成需满足“行为系个人自愿、与职务无关、用人单位未参与或指令”等要素，而李成光在上班期间服从上级的安排参与单位认可的集体活动，属于服从劳动关系中“指挥与服从”原则的职务行为延伸，并非劳动者个人自发参与的、与工作无关的文体消遣，故不构成自甘风险。

       综上，法院依法驳回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贵港中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综合《浙江法治报》《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