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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12版(2024年05月21日) 上一版 下一版
一段人生阅历 一份援外使命
——记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援外医生陈立菊
□本报记者 侯文瑾

       中国2003年12月向东帝汶派出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20余年来,数以万计的东帝汶民众在中国医疗队的援助下摆脱病痛,两国民众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23年底,第十批援东帝汶中国医疗队再次出发,通过医院的推荐和省、市的层层选拔,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产科医生陈立菊正式入选为第十批援东帝汶中国医疗队队员。

       初到东帝汶

     “危机四伏”中不断学习

       陈立菊把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和年长的母亲托付给家人照看,有了家庭这个坚强的后盾,陈立菊终于下定决心,奔赴东帝汶。“就当是走出国门增加一段见识和人生阅历。”陈立菊的家人从一开始的迟疑、担心到可以理解,再到无条件支持。

       经过几个月的行前集中培训和专业轮训,陈立菊对东帝汶有了初步的了解。她得知,在当地,产科是最为繁忙的科室之一,为此也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心理准备。直到她走下飞机,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火辣辣的太阳灼烧着大地,一秒切换到炎热不适的天气中,让她开始真正直面在异国他乡的工作与生活。

       来到东帝汶,陈立菊除了要适应炎热的气候,还有语言、工作环境都需要适应。刚抵达的第一周,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工作,陈立菊通过APP软件自学当地官方语言德顿语,经过努力终于能进行简单的问答。对陈立菊来说,这里的医疗环境与国内截然不同,她所到的首都国立医院时刻让她觉得“危机四伏”。

       陈立菊坦言,那些国内标准下的医疗安全,对于这里的人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根据当地的分级诊疗政策,能顺利抵达首都国立医院的患者,往往病情都已经十分危急,即便到了首都求医,产妇的风险仍然很大。陈立菊解释道,因为没有医疗资源进行产检,很多人尤其首都以外地区来的产妇,都要进行重新评估,而可以借助的唯一手段就是超声,所以会有很多B超工作要靠产科医生自己去完成,核实孕周、查看胎儿宫内情况等。

     “即便这是首都国立医院,也没有设置专门的超声科,我一有时间就在网上查阅和学习补充相关的知识,以适应实际工作的需求。”陈立菊讲述道,“这是因为医疗条件落后和信仰等问题,孕妇得不到应有的检查,很多妊娠期和分娩期的问题没办法及时得到解决。即使是最普通的剖宫产手术,也有可能随时让产妇命悬一线……我也是解锁了截然不同的工作体验。”为了最大程度求得救治中的良好结局,陈立菊不断通过网络学习各类手术操作视频,并加强对各种可能涉及的基础理论的学习,让自身熟悉并掌握尽可能多的应急预案,从而更好地应对临床突发状况。

       为了东帝汶

       全力以赴救治化解危机

       妇产科的工作量和危急度在当地医院是居高不下的,缺技术、缺人手的情况也显得尤为严峻。当地医院妇产科主任在与陈立菊沟通后,在她抵达的第一周便给她安排了24小时值班。其间,她接诊抢救了一名脐带脱垂的高危产妇,在团队配合下,母子平安。紧接着她连做了几台剖宫产手术,有时要下午3点才吃上午饭,但她却并没有感觉疲劳,而成就感也是前所未有的。

       开局看似顺利,但随着工作的深入,陈立菊心中紧绷的弦丝毫不敢有所松懈,“这里几乎99 都是急诊剖宫产,以及顺转剖的棘手情况,多为产程停滞、胎儿宫内窘迫等情况。”因此,陈立菊总是以百分百的警惕性去面对每一个产妇。凭借专业的技能和沉着冷静,顺利地将危机一次又一次化解。每当看到患者康复出院时,陈立菊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

       一次值班时,医院来了一名瘦弱的产妇,经检查,胎儿横位,孕妇瘢痕子宫,先兆临产,只能急诊剖宫产终止妊娠。因为腹部过于膨隆,且没有足够的药物进行全麻,孕妇忍着宫缩剧痛默默接受了十余次的腰椎穿刺,麻醉这一关就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麻醉问题解决后,陈立菊开始探查这个大得有些异常的子宫,“孕妇很瘦弱,但子宫大得有些不对劲。”果不其然,胎儿取出后在子宫切口的侧方发现巨大的肌瘤,边缘直达肋缘,切口不断渗血,强行剥除肌瘤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大出血。在缺乏有效支援的情况下,陈立菊只能快速缝合,关闭子宫。万幸,及时缝合后血止住了,孕妇的情况归于平稳。像这样突如其来摆在她面前的“炸弹”,总是让她没有犹豫的时间。

       让陈立菊印象深刻的不仅有棘手的经历,也有感动。一名孕妇因先兆临产住进了医院,面对分娩,当地医生在和孕妇丈夫交谈时也毫不避讳地告知了生产过程可能面临的死亡风险,就在这时孕妇又得知,隔壁床的产妇被推出病房后没能救回,这接连的打击让孕妇陷入了恐慌。陈立菊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上前安慰陷入焦虑的孕妇并密切关注她在待产过程中的变化,随时准备为其手术。这时孕妇身体发热,胎心出现异常,尽快分娩迫在眉睫,陈立菊随即带领急诊手术团队为其进行剖宫产,最终母子平安,术后恢复良好。

       临出院前,夫妻二人特地向陈立菊道别致谢,“谢谢您救了我们母子的命,我可以用您的名字为孩子起名留作纪念吗?”在征求了陈立菊的同意后,他们亲昵地称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为“baby Chen”。一个月后,陈立菊收到了孩子满月的照片和问候信息,大意是“下午好,陈医生。baby Chen健康满月了,今天我们想再次向您道谢,十分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此时正值农历春节,他们还向陈立菊及她的家人拜年。

       短短半年时间,像这样或惊险或感动的故事时有发生,“这些经历都让我体会到了身为医生治病救人的纯粹,医患关系的和谐,带给我的职业成就感更是令我难忘的人生经历。”

     “留在”东帝汶

       用理念和技术结下深情厚谊

       凭借认真的态度和过硬的专业能力,陈立菊赢得了当地医院和同事的高度认可。她不仅让一位又一位患者转危为安,更是与当地医生结下了深情厚谊,她深知,援外工作总有结束的一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莫努克,一个身材瘦削、性格腼腆的年轻人,从古巴学成归来后,在国立医院任职。“这是我在手术团队中认识的操作技能最为优秀的当地医生。”陈立菊说道,每次莫努克向陈立菊汇报病人的情况,或者她带教时,他都会露出浅浅的微笑,然后低头继续按照示意完成操作。“只需稍加指导,他便能独立完成剖宫产手术。”陈立菊对莫努克寄予厚望。

       西多尼奥,一位才从古巴学习回来的年轻医生,会讲西班牙语,但英语不太好。当陈立菊告诉他,如何正确测量子宫大小,如何扩张宫颈,以及怎样通过超声即时影像监测清宫器械位置时,西多尼奥的眼睛里总会充满好奇,说又学到新技能了。看到他的进步陈立菊感到欣喜。

       科室还有一名从中国留学回来的轮转医生,叫博科,刚刚轮转到妇产科不久。博科在上海留学八年,可以简单用中文沟通,更重要的是他的医学理念完全源自中国,每当陈立菊对患者的病情作出评估或者提出一个观点时,他都能很快理解。

       只有两三个能手是远远不够的,陈立菊通过带教发现,当地医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基础太薄弱。因此,陈立菊在仔细评估手术难度后,在手术过程中通过示范反复纠正他们的动作,尽量给予他们更多操作锻炼的机会。手术结束后,陈立菊也会搜集相关的教学视频发给他们巩固学习。

       有一天,手术团队中的一名医生,跟着陈立菊上了五台手术,缝合皮肤时弄断了三根针。陈立菊便向他耐心解释道,针会断,是因为没找到正确进针方向和手腕姿势僵硬,没有顺应针的弧度调整方向。通过在网上查找详细的英文教学视频,进一步教他们如何拉线,如何打结。平易近人的言传身教让陈立菊和科室里的同事打成了一片,异国友谊之花悄悄绽放。

       目前,陈立菊仍然在东帝汶开展援外工作,“现在只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留下更多有助于当地医疗发展的技术和理念,圆满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