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沿袭隋制的基础上，唐代完善了太医署医事职官制度，形成了层次分明、运行有效的医药立法、医政管理、医药教育等体制。唐代在京师设置的大型官药园，不仅培养了药学人才，而且也为药材人工种植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皇家园林到官家药园

       西汉时期，汉武帝重新修缮皇家园林上林苑，进一步扩大园林面积。上林苑里除栽植各州县进贡的珍贵花木果蔬之外，还有由国外引种的奇草异木。其中，不乏药用植物和食药物质，如菖蒲、凤仙花、使君子、橄榄、沉香等。

       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上林苑详细描写，写到了苑囿、山泽、川流，也写到了包含诸多药用植物的花草果木：揜以绿蕙，被以江蓠，糅以蘪芜，杂以留夷。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槀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持若荪，鲜支黄砾，蒋苎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

       东晋时期，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覆舟山（今小九华山）南侧修建的药圃，是一座专门种植药材的官家药园。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宋武帝刘裕在建国初期（公元420年前后）为抵御卢循义军，在药园里修筑营垒，由此出现“药园垒”这个地标名称。几十年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药园垒扩建成皇家园林乐游苑，植被以观赏植物为主。

       隋代，官方不仅辟建药园，而且在太医署中设置药园管理者——药园师的正式编制。《隋书》记载“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唐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医署”条目记载：“隋又有药园师、药生等，皇朝因之。”药园师带教药生（药园生），教授他们辨别各种药材的产地、药性、真假和种植方法。

       由此可见，隋代为唐代的药园制度建设、药材种植技术传承提供了基本参照模式。

       唐代两京的官家药园

       唐代进入稳定发展期以后，太医署的职官设置架构大体上沿袭隋制。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载：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园师。……凡药八百五十种……皆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

       京师长安药园拥有良田三顷，选录16岁至20岁的平民子弟做药园生。药园师教读《神农本草经》，指导药园生按照节令进行药材的播种、移植、采收、炮制、贮存。药园生学业期满合格者充任药园师或各州采药师，负责辨别地产药材的质量，选出道地药材进贡朝廷。

       唐史研究者依据《天圣令·医疾令》关于“京都各置药园一所”的记述，认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以后，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均建有官家药材种植园。

       长安的药园，建在外郭城中。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秘书省校书郎杨炯在《晦日药园诗序》中以华美的辞藻呈现其“出城阙”游览药园的情景：“衣冠杂沓，出城阙而盘游；车马骈阗，俯河滨而帐饮。乃有神州福地，上药中园。左太冲所云当衢向术，潘安仁以为面郊后市。九茎仙草，摇八卦之祥风；四照灵葩，泫三危之宝露。”

       洛阳药园在当时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记述。精于考证的清代历史地理学家徐松在唐代史料专著《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中，列出东京洛阳的两处官家药园：一处是位于宜人坊的“半坊太常寺药园”，另一处是位于静仁坊的“官药园”。两处药园的总面积，约为三顷，与京师长安官药园几近相同。

       官药园种植的药材来源广泛，一部分来自本地山泽，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州。《天圣令·医疾令》载：“随近山泽有药草之处，采掘种之。土无其物而种得生者，令所有之州送子种莳，犁、牛、人力，司农寺给。其乡土所宜、种即勘用者，太常斟量责课入度之用。”本地药材，由药农帮助采掘药苗。各州选送官药园的药材种子、种苗，由药园师根据各地药农的种植经验安排地块进行播种或栽植，司农寺提供所需的工具、畜力和人力。

       官家药园既是为朝廷随时提供生药、鲜药的药材种植园地，同时也是药园生的教学实践基地，为培养药学人才作出了特有贡献。官员、文人雅士在官药园吟诗聚会，平民百姓进官药园赏花游乐，对药草感兴趣的人进官药园学习药物知识。唐代诗人司空曙的诗作《药园》载：“春园芳已遍，绿蔓杂红英。独有深山客，时来辨药名。”唐代三度拜相的张说，在药园设宴为即将出征的将军送行并赋诗《药园宴武辂沙将军赋得洛字》：“东第乘余兴，南园宴清洛。文学引邹枚，歌钟陈卫霍。风高大夫树，露下将军药。待闻出塞还，丹青上麟阁。”由诗中第二句的指位词“清洛”（洛水）来判断，此药园应当是位于洛阳静仁坊的官药园。

       推动药材种植方法进步

       唐代的药用植物人工种植已经较为普及，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些以种药作为生计的农户。官方在京城设置国家级药材种植园，许多官员、隐士、城乡居民在自家的药圃、药畦、药阑中种植药用花卉、果木。药材种植经验的积累，推动了种植方法的进步，使得唐代药书、农书中药材种植相关的内容丰富起来。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官方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修的药典《新修本草》。书中有多处涉及人工种植的药用植物品种。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医药学家孙思邈为弥补《备急千金要方》的不足，依据其将近30年临证经验和搜集到的验方编撰了《千金翼方》。《千金翼方》共30卷，其中卷之二、卷之三、卷之四以“本草”为题引录了《新修本草》的主要内容，卷之十四以“退居”为题，总结了枸杞、百合、牛膝、合欢、车前子、黄精、牛蒡、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子、藕、青蘘、地黄、杏、竹子、栀子等18种药材的种植方法。除枸杞列出4种种植法之外，其余均只介绍一种种植法。例如，“种甘菊法”：移根最佳，若少时折取苗，乘雨中湿种便活，一年之后子落遍地，长服者及冬中收子，翦如韭法。

       唐代末年，农学家韩鄂撰著的月令体农书《四时纂要》，也为总结药材种植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有关药用植物种植和采收的条目共计20多条。决明、薏苡、红花、紫草等10多种药用植物的种植方法，是《四时纂要》所独有的。《四时纂要》为后世农书增加药用植物内容的比重，开了一个好头。（据《中国中医药报》）